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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松浦》2023年第2期|徐则臣: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节选)
        来源:《万松浦》2023年第2期 | 徐则臣  2023年03月31日08:36

        徐则臣,男,1978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着有长篇小说《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中短篇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北京西郊故事集》等。曾获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个奖项。2014年,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同名小说集获中国好书奖;2019年,长篇小说《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中国好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意、西班牙、阿拉伯文等二十种文字出版。

         

        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

        文丨徐则臣

        飞机上睡了一路,我有精神跟他们耗。他们那种吊儿郎当的敷衍态度,让我觉得还有戏,所以见着工作人员,不管是谁,我都要申诉一番,让他们想办法找到我的行李箱。已经来了两茬工作人员。五月夜晚的新德里机场温度宜人,我和恰马尔先生坐在各自的行李箱上,一边聊天一边等他们的寻找结果。

        恰马尔是个印度作家,我们在刚结束的加尔各答的一个文学活动上认识。他去过两次北京,见到个北京来的,就生出他乡遇故知之感,逮着空就跟我聊。恰马尔住德里,我想在回国之前看看泰姬陵,泰姬陵离德里不远,我们俩就订了同一趟航班。办理值机时,我原想只托运超标的大行李箱,登机箱随身带,恰马尔说,费那事干吗,一块儿托了。他以地主的豪迈把我的小行李箱也拎到传送带上。下飞机取行李,他的行李箱、我的大行李箱都到了,我的小登机箱不见了。恰马尔原本可以取了行李就回家,因为我的登机箱没了,他不好意思一走了之,认为自己负有责任。我们一遍遍嘱咐工作人员帮忙找。恰马尔宽慰我,在印度,从没有哪一只行李箱在风尘仆仆的旅行中没被弄丢过。他说的就是机场。

        我们已经在行李转盘前坐了一个半钟头,眼见着转盘转了又停、停了又转,乘客们一拨拨来,取了行李又一拨拨走。第四轮了,我的登机箱仍然没有出现在空荡荡的传送带上。从转盘那头走过来两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之前的工作人员显然已经被我搞烦了,去找了两趟之后,再也不回来了。这两个可能是新当班的,恰马尔示意我继续跟他们理论。

        “听说了,”两人中胖一点那个是头目, 微笑时油汪汪的腮帮子上还有两个酒窝, 他用动感十足的弹舌英语回答我,“他们跟我汇报过。真对不起,我们把机场往下挖了半米,还是没找到。”他看了一下手表, 马上零点了,“您先回去,找到了我们及时通知您。”

        我摇摇头:“不行,必须今晚就找到。”

        “全是细软?”他又露出职业的微笑,两个油汪汪的酒窝更深了。

        “比细软还值钱。”

        真的,比细软还值钱。我后悔没有将小行李箱随身携带。在加尔各答临时买的登机箱,淘到两件印度木雕,太占地方,一个行李箱装不下,此外,就是想把小说手稿随身带,搁手边更放心。那段时间正写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用八开的大稿纸。我习惯手写,出门带着也方便,一卷纸,铺到桌上就可以开工,不必像电脑那样,开机关机都有强烈的仪式感。想到那繁琐的程序,我就没了写作的欲望。以我的写作习惯,这个手稿一旦丢掉,我肯定不会重写。重写对我来说像背书一样不可忍受。所以,只要不打算扔掉,要确保每个稿子都不能少。丢了,那就找回来。

        “今晚就得找回来,”以恰马尔的经验, “今晚找不到,以后更别想了。”我们查过, 系统显示,我的登机箱已经跟着这架航班来到了新德里。我的这位印度朋友说,他也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行李一旦丢了,就永远丢了。

        “我们只能承诺您继续找,”胖酒窝说, 两手一摊,“别的我也没办法了。”

        跟他着急是没有意义的。我拍拍取到的大行李箱:“我就坐在这里,直到箱子找到。”

        胖酒窝又对我油汪汪地一笑:“好吧, 您是作家。我们继续找。”带着瘦下属走了。

        我突然醒悟过来,问恰马尔:“是不是需要这个?”我对他捻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通货就是通货,这动作全世界都懂。恰马尔难为情地说:“有,当然好啊。”

        好,我们坐下来继续聊天。如果他们回来时还是两手空空,我得让他们攥点东西回去,继续找。我和恰马尔聊北京,聊中国和印度,也聊文学。还聊到《王城如海》,故事发生在北京。我没有告诉恰马尔,《王城如海》的写作遇到了障碍,这是我出国也将手稿带在身边的原因。我期待这个神奇的国度能给我灵感,及时地把断掉的情节续上。

        二十分钟后,新德里过了零点。胖酒窝没回来,回来的是他的瘦下属,有五十多岁?肤色变了,年龄就很难判断。深棕色的瘦下属对我摆摆手,还是没找到。恰马尔给我使了个眼色,我走到瘦下属跟前,向他伸出手。半晌不夜地握手,他显然没料到,他本能地把右手后撤一下,然后重新犹豫地伸过来。我们在手心里完成了交接。两只手松开后,他又把手递过来。我没明白,分量不够?他半握的拳头固执地杵在我手边,还对我眨了眨他的毛毛眼。这个印度老男人的睫毛是真长。他的眨眼似乎有某种真诚的力量,我握住了他的手。纸币又回到我手心里。

        “我再去找,”他用口音极重的英语说,“您能跟我儿子谈谈,你们的文学吗?”他做出一个写字的动作,“他马上就来。”

        “当然。”

        瘦下属去行李房的路上掏出手机开始打。五分钟后,过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也可能不到三十,比他爸的肤色浅一点, 但依然不足以恢复我的判断力。父子俩穿着同样的工作服。他的英语没他爸的口音重, 跟恰马尔的发音比较接近。

        他来谈文学,但话不多,席地坐在我和恰马尔对面,开口更多是提问,像个记者。对提问他似乎相当娴熟,每一个问题问得都干净利索,提前备了课一样。问我,也问恰马尔。主要是我,虽然我告诉他,他的同胞恰马尔也是作家,但丢箱子的是我。他问我的问题计有:

        印度之行的目的;平常写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戏剧;登机箱里的那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啥;为什么这个电脑时代还要手写;丢失的箱子里还有什么;这个登机箱的来历, 即在哪里买的,为什么要买,从加尔各答到现在,这箱子还有哪些值得一说的故事;如果今天晚上找不到,我会作何感想。关于我屁股底下坐着的大行李箱,也问了几句。

        最后他说:“这箱子一看就是个好东西。”

        就在我认为他只是在做失物招领处的常规调查时,我们聊起了文学。他在写作:“您知道,我的工作就是把一个个托运的行李箱和货物从这里拎到那里,”他出示他手掌关节处磨出的一个个老茧,“再从那里拎到这里,一天到晚。我见过世界上几乎所有品牌的行李箱,但我喜欢写作,写小说、散文, 诗也写,像先生您一样,像恰马尔先生一样。您在写作中总能一帆风顺吗?”

        当然不能。我告诉他,大部分时间我都写得磕磕绊绊、跌跌爬爬,比如丢失的《王城如海》中,有个坎儿半个月了也没爬过去。小说里写到雾霾和环境污染,除了肉眼所见和 PM2.5 的科学测量,我找不到一种更为独特和形象的表达方式。

        “手稿带在身边,没想过会丢?”他问。

        “没有人会为了丢一件东西才把它带在身边。”我说,“我得没事就盯着它看, 以便及时地找到爬坡过坎的方法。有人跟我说,印度到处都是灵感。”

        “您还没找到?”

        “目前没有。”

        “也可能已经找到,只是您没有意识到。”

        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印度是个神奇的国度。

        “假如找到了,你会继续带着它在印度旅行吗?您说您还想去参观泰姬陵。”“当然,”我拍拍放在脚边的双肩包,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随身,“我会把它装进这个包里,晚上睡觉也抱在怀中。”

        谈话到此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简陋的手机,一通按键。然后我就看见他的瘦父亲眨着毛毛眼从行李大厅的拐角处走过来,推着我的万向轮登机箱。谢天谢地!我从箱子上跳下来。毛毛眼说,我的箱子还是在行李房找到的。一定是我箱子的万向轮太好使,工作人员轻轻一推就跑远了,混进了另外一趟航班的行李堆。能找到,是因为那趟航班的所有行李要么继续托运开始下一个旅程,要么都被放到传送带上被乘客们取走了。我的箱子和另一只箱子被孤零零地推到了遥远的墙角。那只箱子更可怜,托运的票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主人是谁都不知道。

        “您知道吗,”毛毛眼说,“在我走到墙角之前,至少检查了三百只箱子。”

        我向他伸出手,他果断地把右手送过来。握住的那一瞬间,他在我的手心里抓一下。没找着,他迅速松开我的手,嘴角的微笑摊平了。

        跟我一样激动的是恰马尔,凌晨一点, 他终于可以心无挂碍地回家了。他的新婚妻子已经给他打过两个电话。

        “泰姬陵非常伟大,”小伙子也从地上站起来,他的握手远比他父亲持久有力,“不过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沿途的神牛和猴子。”

        小伙子提醒得很好。我把大小行李箱都寄存在酒店,背着双肩包出门去看泰姬陵。包足够大,我把小说手稿带上了,然后是洗漱用品、两件换洗衣服,还空装了两本书, 其中之一是奈保尔的《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泰姬陵在阿格拉,在德里以南两百公里处的亚穆纳河南岸。因为要看沿途的神牛和猴子,我选了长途汽车, 晃晃悠悠四个多小时才到。

        在印度,坐汽车比火车和飞机看得更清楚。沿途要带客,汽车总往人多的地方钻,从城镇到乡村,两百多公里中的人间烟火我差不多看了一半。在印度,牛享有神圣的地位,谓之神牛,不干活儿,可以自由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我知道,文字和影像资料以及各种传闻里比比皆是,但坐在尘土飞扬的长途车里亲眼见到,还是挺震撼。它们既是神,又是仙。是神,因为印度人供着它们,提供吃喝是义务;是仙,因为它们自在放旷,旁若无人,行当所欲行,止当所欲止。看心情,想歇着了,大马路中间扑通就躺下了,人和车都得绕着它走。拉屎撒尿也一派天然,在哪儿就哪儿,绝不委屈自己半步。

        汽车穿过某镇子的一条街巷,前头正好有头雄伟的犍牛横在巷子里,尺寸正合适,把磕磕巴巴的水泥路面占了个完整。来往的行人过巷子,不愿从路两边的泥水里蹚过, 都弯腰驼背,手脚并用地从牛肚子底下钻来钻去。他们对这种过路方式毫不经意,犍牛岿然不动,高人一般淡定,显然也习惯了自己的威严。我们的司机示意停车,等犍牛离开。路边有小店,可酌情采购,其他个人事宜,自行解决。我下车买了一瓶水。内急的乘客去了路边,背对我们就解开了裤子。该干的事都干了,犍牛还卡在巷子中间,同车的乘客有急性子的,不去赶牛,只催司机。大胡子的司机连抽两根烟,牛还在,只好上了车,一连串地摁喇叭。那牛傲慢地看看我们的车,完全是瞧不上地晃晃大脑袋,踱着方步让开了道。

        路上见到猴子的频率没有牛高,但数量绝对有压倒性优势,一只猴子出现了,意味着接下来会有一群猴子现身。它们不在路面上出没,而是攀在树上、墙头和屋檐上。大小各异,成群结队,搞不清同伙和门派。它们兀自在高处喧嚣追逐,丝毫不惧人间的清规戒律。它们也吃百家饭。有人从车内把面包和饼抛给它们,眼看着掉落地上,猴子们的胳膊好像突然变长,魔术般地就给捞上来了。我喜欢小猴子,最小的只有两三个拳头大,走在墙头和屋檐上还有颤巍巍的胆怯, 嫩黄的毛色在太阳下闪着温暖的光。成年猴子大多通体柴灰,长毛被泥水和食物黏成绺、团成坨,整个一副流浪汉的邋遢模样。

        从德里和泰姬陵来回的路上,唯一一次看见猴子下地,是在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小城。汽车穿过城市的中心大道,在路边一栋建筑的废墟前,一个本地男人正对着墙根撒尿,松松垮垮的裤子吊在屁股后头。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钻出一只小猴子,一跃而起,抱住了男人的裤子,然后,它和那条肥大的裤子一起滑落到男人的脚后跟处。很多人看见了男人的光屁股和两条长满黑毛的大腿。

        泰姬陵之壮观和漂亮,无须我赘言,关于泰姬陵的故事也很动人,想必很多朋友也知道,我也不必啰唆。我在阿格拉待了两天, 然后回到德里。单从旅行观光的角度,我也觉得这时间花得值。我应该看到了一部分真实的印度。回到国内重新开始《王城如海》的写作,我发现更值了。

        ……

        全文见《万松浦》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