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8日，由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文系青年批评论坛主办的“历史波澜里的中国故事——常芳《河图》讨论会”在上海大学中文系举行。

来自全国十几所高校院所的青年评论家，上海大学的朱羽，华东师范大学的项静，上海大学的汪雨萌，暨南大学的唐诗人，上海大学的肖水，南京大学的李海鹏，上海大学的张高领，中国人民大学的走走，上海大学的谭旭东，上海交通大学的龙其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刘启民，电子科技大学的邱田，上海师范大学的陆丽霞，江苏师范大学的田振华，上海大学的李云，山东大学的邵部，上海大学的叶端，上海大学的唐小林等，先后分别通过线下和线上的方式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研讨会由上海大学中文系青年评论家谢尚发主持，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张永禄致欢迎辞。《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编辑唐婧、作家常芳受邀参加研讨会。

常芳，中国365bet体育在线游戏_365bet.com游戏奖金_网上365平台被黑提款会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济南市365bet体育在线游戏_365bet.com游戏奖金_网上365平台被黑提款副主席，2021年获评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情史》《桃花流水》《第五战区》《河图》、小说集《一日三餐》《冬天我们去南方》《蝴蝶飞舞》等。长篇小说《河图》入选山东省委宣传部“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重点项目。

2021年10月，常芳历时七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河图》获得首届凤凰文学奖。2022年《收获》长篇小说秋卷刊发。2023年1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河图》刊发出版后，好评如潮。先后入选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国内出版社文艺联合书单，入围中国作家网好书榜等。

作为一部填补山东辛亥革命文学叙事空白的长篇小说，《河图》以辛亥革命时期“山东独立十二天”为历史背景，以济南和黄河岸边的泺口镇为地理坐标，描摹了一幅革命时期的人间万象图。在历史的碎片中，在偏方、幻术、传说与寓言交互织成的文化记忆中，聚焦小人物的命运，诸多民间生活场景连缀成一幅“黄河百景图”，犹如一张绚丽的黄河长卷。

凤凰文学奖的评语称《河图》“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鸿篇巨制”，既有宏观的架构，又处处充满包含年代感的细节。它写衰败，也写新生。它回顾历史，也试图道破心灵。整个文本中，现代中国的隐秘心灵史悄然呈现，做到了“为凡俗的长夜与信仰的坚韧作证”。小说为我们提供了足以反观自身处境的历史范本，也折射了长篇小说的文学使命。

本次学术研讨会以“历史波澜里的中国故事”为题，在近4小时的会议中，青年评论家们就《河图》的叙事结构与谋篇布局、历史书写与革命史实、小说的地域性和民间性、人物聚焦方式和传教士书写、现代性视角和自由主题等议题进行了深刻细致的交流探讨，充分肯定了《河图》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常芳的写作擅长聚焦于宏大叙事，《河图》围绕黄河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密码，以辛亥革命为叙事背景，在传统与现代、革命与保守、城市和乡村、西方与中国、民族与国家等多重关系的纠缠中，带给我们对人与时代的多维思考，刻下读者心中关于辛亥革命的思想和情感的一些深刻印记，给当代文坛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

在欢迎辞中，张永禄教授高度肯定了《河图》的书写价值，指出其以浮世绘的方式描绘出一个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人间百态，虽然描绘时代风云，但其中的众多小人物都饱含深情，字里行间蕴含着一些鲁迅精神。《河图》为当下的世情小说写作提供了一种探索或可能。《河图》不是我们业已熟悉的《红楼梦》或者巴金的《家》《春》《秋》等家庭男女为焦点的情感叙事，也不是《白鹿原》式的家与国缠绕的代际变奏叙事，不是《秦腔》式的对传统地方文明的挽歌叙事，也不是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式的革命乌托邦叙事，而是一种有待命题的常芳式的日常世情叙事。他指出，《河图》这本书在辛亥革命书写方面的贡献举足轻重，其艺术价值和人文智慧值得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和读者们慢慢地咀嚼和发现。

作家常芳简要介绍了自己创作《河图》的过程。她讲述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之初，自己祖父的祖父和一个途经家乡小镇的德国地理学家的渊源。这部小说努力描述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以及时代变局中的一代人，因为今天的我们，也同样身处百年大变局之中。常芳认为，面对波澜壮阔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但是需要庆幸的是，我们没有与这个世界擦肩而过，没有与这个波澜壮阔的世界失之交臂。”

《河图》是在历史事件确定的结论中尝试书写“历史”中的“无”，或历史编年时间之外另一种“众人”的时间。对此，上海大学文学院的朱羽肯定了《河图》从“结局出发”的叙述可能，他赞扬了小说的三个突出特点：叙述者隐藏自身让人物说话、作为历史小说脱离了聚焦事件的窠臼、前景式人物的交织视角，并与茅盾和柳青等前辈作家的小说做了对比，指出了《河图》在创作视角、结构布局等方面的特点，提出其与整个20世纪革命小说的区别和20世纪中间人物的讨论价值。认为《河图》中皆为“中间人物”，几乎给与所有人物“平等”的叙述分配，然后让每个人拥有自由联想的权力。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从《河图》展现出的现代性符号角度展开叙述，分析了文本对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反思和态度，并特别指出作者的平民化视角在当代写作中的价值和以平民视角重新审视革命和历史的可能性。他表示，小说能建构出一个这么复杂的世界，背后是作家历史调查、资料整合方面的深厚功夫，也展现出作家的超凡想象力。作者从多层次、多角度叙述中完成了这样一个庞杂世界的构建。建构这样一个大场面大部头的小说世界，对于小说家来说它不光是一个符号的问题，它更考验写作者的调度能力，它更呈现了一个小说家强大的积累、功课和写作能力。“体现了作者叙述上的努力，或者野心。对于女性作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完成。”

“《河图》带给我一个有意思的启示，是它跟我们20世纪的整个小说创作来讲，都有一个对话。”华东师范大学的项静以敏锐的目光点出了作品在戏剧化结构方面的创新，并对比了20世纪整个小说创作的“祛魅”和《河图》的“赋魅”，指出中国化叙事方式的回归价值，并分析了当代青年作家将“世界图景微观化书写”的新趋势。她认为，这部小说不光有中国的意识，全世界的故事也都可以在这个小说里面被生产出来，其“中国意识”体现在作者用中国化“故事套故事”的方式讲述中国的历史典故，让故事本身不断去生产自己的故事出来。其“世界意识”体现在《河图》把世界的场景直接微缩，用微缩的方式放在了泺口这样一个小镇的空间里面。“《河图》是常芳的突破之作，放在当代长篇序列里，这个作品的题材所带给人的质感是非常吸引人的。”

上海大学的汪雨萌认为，《河图》里面的革命，跟经验文化学形成了一个互文的关系，因为它试图去考察日常生活的层面。革命前和革命后的一种接续性、对于普通人的思考和经验的描绘，不仅扩充了小说的篇幅，也增加了人物的能动性。因为经验是接续的，所以小说中的普通人对于革命就有一种本土化理解的转化。同时，她从“方言”角度对小说予以分析，称《河图》为“不被方言侵蚀的小说”，并指出了小说中对于近代的启蒙话题的思考。她表示：“长篇的地方性小说，没有必要完全被方言绑架，作家自身所具有的内敛也可以成为组织地方故事的一种方式，也能够有像常芳这样几十万字的很高的完成度。”

“小说是需要建立在具体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尤其需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考据基础之上，《河图》在这方面做了特别充足的工作。”来自暨南大学的唐诗人对作家的考据精神予以高度赞扬，尤其指出对于“事物”和“事件”的考据，指出其民俗化表面蕴含的文化底蕴。《河图》涉及很多历史文献，这个历史文献不仅仅是山东独立的那十几天发生了什么具体的大事件，更需要像人类学家那样去考证出那段时间内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包括那个时代的生活所使用的物质，那个地方所能接触到的器具类型。他还表示，《河图》围绕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写出了很多历史书写难以写出的一种精神维度的、人心维度的断裂过程，他从作品的文学意识层面肯定了小说的思想高度和精神维度。

“《河图》中的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密码，黄河这个意象在作品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一个物理的空间，它其实也是个精神空间；是一个断裂的象征，南与北的断裂，现代与近代的断裂，科学与愚昧的断裂，此岸与彼岸的断裂。”上海大学的肖水从“意象”角度展开发言，把作品与电影《长江图》的叙事作了对比，并从“断裂”这个词语深入分析了黄河的意象，又从“铁路”“火车”等意象入手分析了作品从世界性因素进入到中国性探寻的意义。

关于中国小说中地域书写方面的问题，南京大学的李海鹏认为，20世纪很多对于地方性的书写中都带着某种既定的价值观，但《河图》摆脱了这种先入为主的叙事窠臼，它探讨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或者非规律性。《河图》对泺口的书写，很大程度上走出了现代性的迷思。李海鹏针对小说中探讨历史的不确定性和革命的非必然性话题，指出小说展现出的本雅明式的历史感，他总结出小说采用了“圣经式的语调”“河图式的结构”“泺口式的地域书写”三位一体叙事方式并分别展开了具体的阐释。此外，《河图》对读者的影响还发生在感官层面，比如苹果馅饼和醋的味觉，戴维所迷恋的南明珠行中国旧式礼节等，都是细节上的证明。

上海大学的张高领正在对本书进行第三遍阅读，他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雄心之作，充满了很多实验性，它不仅需要想象力非常丰沛，而且需要许多考据和非凡的才学，非常考验写作者的才能和勇气。他表示，《河图》中的变与不变，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筋骨和血肉，他细致深入地分析了谷友之、周约瑟等主要人物的塑造特色。在他看来，“独立不单是在贩夫走卒那里成了一种让人恐惧的荒腔走板，在可以接受新事物的乡绅这里也变成一种无源之水，于是，这场独立就成了不接地气的革命者和那些很接地气的投机分子掠食的一个战场。独立与其说是一味解药，不如说是第一章和倒数第二章都提到的那个偏方。在这其中，传统美德成为这个多变世界中最确定性的一个因素，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一种安定和善良，带来了一抹道德的亮色。”另外，《河图》在打开文学重塑历史记忆的想象力方面，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和可能。

“常芳的难得之处，在于她写了如此众多活得兴致勃勃、有声有色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正处在黑暗与光明的变局之中，力图抵达却又无法抵达彼岸。作者就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在泺口的街头巷尾撒网收集人们的激情。”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走走，以福柯的“装置”为新角度分析了《河图》文本的中西碰撞，认为《河图》并未将文学叙事的虚构性置于历史之上，虽然是虚构作品，但作者常芳没有把历史处理成一种主观想象，被叙述出来的历史也并非为了适应作者本人的才华。她认为常芳没有用现在的眼光去评判历史，并没有重复克罗齐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小说以四十多万字恢复被压抑百年的异质性历史主体，并置他们的多重声音，使得整部小说拥有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张力结构。

上海大学的谭旭东认为当下创作这么长的作品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从革命叙事的历史观为视角，分析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方式，强调关注不同群体对革命看法和立场的重要性。同时，他指出七零后八零后这个群体，已经被严重遮蔽，话语权缺失严重。因此，他对于《河图》这种新的作品、新的创作进行嘉许，尤其是青年批评家这个群体本身的创作力，需要有非常积极的回应，这对整个文艺创作来说，意义重大。

“小说的开端是从偏方开始，到最后一章，它的标题跟内文只有‘中国’两个字，这也是我很喜欢这部小说在标题里面一个用心的部分。小说作为一门艺术，我们从中所读到的历史，跟时代中的人经历的或者我们去读真正的历史史实文本，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是《河图》的责任编辑，她从《河图》某一个版本的删减部分入手，分析了“玫瑰”这一意象对于塑造革命者南怀珠的重要意义，阐明了小说通过意象赋予词语本身之外含义的创新，并指出了小说对于人类文明的反思主题的重要价值。阅读《河图》可以看到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走向世界的过程，以及落后的中国与扑面而来的整个世界形成的种种碰撞，其中时代洪流下的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就像小说中写的一句话叫做“万物都有自己的难处”，每个人其实都在为那些凡俗的长夜作证。同时，《河图》给我们提供了新鲜的阅读经验——水鬼黄三冠每天打鱼不超过一百条，如果不够，他会把身边的人变成鱼；南怀珠的第一次失踪是因为马戏团的表演让小镇的人疯狂，人们争相交钱为了抚摸一下“织女”星；《女子周报》的主笔咸金枝，因为开绸缎庄的丈夫不支持独立，登报声明与丈夫离婚……她认为，如果提炼出一个意象作为象征的话，这个小说就像“静水深流下的鱼眼漩涡”。

作为《河图》单行本的责任编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唐婧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参加研讨会。她表示，“河图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鸿篇巨制，不夸张的说，感觉它是特别接近名着的一个作品。这也是我们获得首次凤凰文学奖的一个长篇，其实在评奖的时候，好多老师都是特别推荐推崇这部作品，像丁帆老师，还有谢有顺老师，王春林老师，都是力荐这部作品的，而且我们总编辑范红升也是特别喜欢，多次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编这部作品。现在，小说上市才两个月，就已经实现了加印。”通过这部小说可以看到作家常芳的耐心、毅力和巨大的文字把控能力，她在这部作品中所付出的积累和思索其实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读者读了之后才会这么感动。很少有女作家能够把握这么恢宏的、大气的革命历史题材，而常芳在这方面作出了优秀的示范。

电子科技大学的邱田从“民间讲史”角度，将《河图》与李劼人的辛亥革命小说作了对比，指出此作品并非“大写的单数”，而是“小写的复数”，并从语言特色角度做了细致分析，表示小说以历史作为经线，故事作为纬线，同时又有博物，其细密叙事就像绣花一般，呈现出了叙事的“织锦”之美。她认为，作家用民间的语言、翻译的语言以及外语片段三副笔墨体现出的一种重构版图的努力，可以称之为作家的叙事野心。中国的历史是旧的，泺口的故事是新的，常芳讲述的是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国故事。

关于《河图》的历史书写，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刘启民在连线时，正在湖南内陆的山地做调研，她将《河图》与王跃文的《家山》作了对比，阐释了《河图》对于历史革命和现代性方面的思考。《河图》是一部宏大的、有历史抱负的作品，河流代表着一种海洋文明，代表着中西方在近代的这样一种交互。她发现两部小说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有一种高度的文明视野，作家具有宏大的历史抱负，渴望从一个新的角度和一个更高的视野来重塑现代史。她表示，当代中国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作家都有这种野心，去重新从我们自己的立场上来讲述我们自己的现代化过程，这是十分值得鼓励的。作为一部非常厚重的作品，《河图》也一定会在书写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史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海交通大学的龙其林认为《河图》是一部有叙事追求的长篇巨制，作家用40多万字的篇幅、日常生活场景的展现，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山东“独立”前后12天过程中，黄河岸边泺口小镇所发生的系列反应，为人们走近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的纷繁历史提供了可贵的文学材料。常芳对于建构这段历史具有明确的叙事追求，她使用欧化的长句式来展现泺口小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历史冲击，欧化的句式不仅营造了一种异质的审视眼光，隐喻着现代文明对于古老中国的窥视，发现了身处其中的人们习以为常却触目惊心的陋习，而且这种欧化句式与作为内容的泺口故事、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结构形式，展现出一种隐约却坚硬的戏剧性效果，将传统文化的惯性与现代文化的冲击作为对峙性力量加以揭示。《河图》小说的叙事给人新奇之感，这不仅体现在英语、西班牙语等外文的直接使用带来的阅读冲击，更在于作家通过不同人物所体现出的对于西方现代文明或隐或明的接受、认可，生动地刻画了20世纪前期泺口镇及其山东（中国）对于现代文明冲击所呈现出来的复杂面貌。

在回应中国现代的起源问题上，上海师范大学的陆丽霞从回忆中国现代起源角度切入，分析了《河图》如何将宏大的历史观念融入到日常细节的叙述中，把革命和情欲一同放在小说中书写，把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层面上来。她认为，小说对中外对比的痕迹更多注重的是一种融合，其中既有中国传统的东西，也有西方的传统，不仅有中国对现代性的一种追求，还有西方的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表现，使得文本呈现出一种四边形结构。另外就是《河图》呈现了一种多元的现代性的历史观念，而且它的内在还是在强调中西方的对比，即我们怎么从中国去看待世界，从西方去看待中国。

江苏师范大学的田振华从历史题材书写的打开方式、人物的聚焦方式和民间神性的书写三个角度为关注点，分析了小说的独创性。他认为《河图》是非常有雄心的一部巨作，用一种低调而沉稳的方式书写了一个低调的地域，呈现了低调而沉稳的中国之气。作品最出彩的地方是其深度阐释的空间。另外，人物聚焦方式也十分独特，与类似于《白鹿原》这样的作品相比的明显区别在于，作家用了一个非常独到的打开历史的方式去推进历史故事，这是难能可贵的。他认为，《河图》是有难度的写作，为当下的宏大叙事提供了新经验。首先是作品呈现了一种新型叙事伦理，它以百余年前的济南泺口为叙事空间，让我们看到的是地方在时代大变迁进程中随之而发生的新变。

上海大学的李云特别注意到小说的细节方面，她认为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有很多可以打开的细节。李云从分析戴维这个人物入手阐述了中国叙事与西方文明介入的书写新视角。“希望每一个中国村庄里都能有一个人，乘坐火车走过我亲手建造的这座大桥”，在黄河上修建铁路大桥的美国工程师的这句话，涉及到外国人进入中国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目的。这个故事的特殊和巧妙就在于，即使是文化的输出者和入侵者，他也仍然是一个个体。西方文化和观念的输入与个体的差异存在形成了一种互证关系，《河图》在这个层面上推进了某种东方叙事的复杂性。

来自山东大学的邵部聚焦了作品在家族叙事中“去中心化”方面的突破，他以小人物周约瑟的行动和语言入手分析了文本“中心”的弥散，并强调了人物身上的“济南符号”。他表示，“独立，始终是一个被传说的、神秘的事物，在不同人的嘴里有不同的面目。去中心化的叙事，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个地方的地方经验之上，地方性的文化符号为这种去中心化提供了支撑。《河图》借鉴了古典小说中‘带路人’的设置，通过周约瑟的马车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而不是一个现代小说常有的对于空间的构建和描绘。”山东是辛亥革命的地方叙事，泺口又是山东革命的地方叙事。城里的人在看汉口、北京的事态发展，泺口的人在观察城里的局势，外国人又在局外观察记录这一切，不同的视点和视线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如同“历史三调”般交错的氛围感。

上海大学的叶端以“在新与旧的路口”为主题，围绕历史小说的现代性问题、小说对于性别问题的处理和偶然性、必然性的问题分析了作者在谋篇布局上的心思。认为作者的小说总是有着强烈的家国背景，这反映出作家在创作时有很强的历史素养和文化动力。河图更是一部反映特殊时期、特殊历史时代的重要作品。从“河图”这个命名上，就可以看到作者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她想要重新书写历史的野心。在逐步进入小说，了解小说的书写对象之后，不得不惊叹于小说整体设计的壮阔。

“《河图》显示出江河小说的特征。它不聚焦于某个人物，而是通过不断地变换叙述视角，聚焦于不同的人群，以及某个具体人物内部的立场设定的转换，将济南这一革命的现实完整地叙述出来。”上海大学的唐小林指出《河图》就像一部“拉长到极限的短篇小说”，它展示的其实就是一个历史的横截面。并且把这部小说与沈从文的《长河》作了对比，阐明其反讽底色和象征意味，同时强调叙事者隐藏自身的特殊控制能力和对历史的理性思考能力。《河图》展开的维度、视野非常宏阔多元，这有赖于作者设置了一个具有强大驾驭能力的叙事者，才让故事得以在多种人物关系、时空线索和文化视野中平稳地推进下去。他认为《河图》带给我们的思考，就是我们当代的作家该如何写历史，包括我们当代人如何去读历史的问题。

“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编辑、评论家和读者来共同完成的，是在不断地理解与阐释中，得到丰富与升华的。”研讨会最后，作者常芳真挚感谢诸位学者和批评家的发言。“那些激情澎湃的大河，或者海洋，正是由于无数支河流的汇入，正是它们集体的合唱，让大河成为了大河，让海洋成为了海洋。”常芳说，无论褒扬，还是批评指正，《河图》得到各位评论家老师的厚爱，都是这部小说的荣幸，也是她的荣幸，是对她创作的一次激励和鞭策。每位老师，都在这里给她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子，向内，让她能够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向外，又会让她从不同的、辽阔的方向吸收到各种营养，以丰厚之后的创作。

作为本次研讨活动的召集人与主持人，上海大学的谢尚发认为《河图》对于70后一代作家的创作具有标志性意义。他在最后对本次会议做出了总结：“《河图》包含着作家的野心，这个野心到底是什么呢？可能要留给批评家去阐释。这部小说就像小孩子扔一个石子进入河面，独立实际上就类似于那个石子，小说就是石子激起的波纹呈现，所以整个小说的结构也好，叙事也好，实际上就是这个涟漪。《河图》隐匿了女性作家的身份处理历史事件，叙事中可能女性意识并不是很强烈，但有它的关照点。作家隐匿自己的身份，可能是最好的表达方式。这个点可能很隐秘，需要我们评论家不断地去发现。总之，不管是革命，地方，中国，启蒙，还是文化，还是世界与中国的关系，这部作品实际上有很多内涵，包括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任何一个角度切进去，都会是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