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1953～），湖北英山人。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曾任《长江文艺》副主编、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等职。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协。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曾获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第五届屈原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等。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纯文学”读者的渐趋流失，历史小说却“逆势”而上，成为文学出版和影视改编的宠儿，收获了远超以往的读者数量，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乃至问鼎茅盾文学奖。至上世纪90年代以降，历史小说则以越来越自觉的方式，用文学精准把脉社会现实，借追寻历史真实的名义，维系着文学与现实的对话，并发展出了越来越成熟的讽喻技艺，在自觉不自觉间，以隐喻的形式构成了和现实的对位和应答，由此，历史小说在赢得更大自由空间的同时，亦从历史中汲取了批判性资源和思想启示，打开了理解现实的另外可能。

当关注现实的“80年代精神”在90年代的“纯文学”主流退潮后，表面上离现实最远的历史小说反倒不改初心，将现实主义的文学品格接续了下来。其实，在新时期之初，历史小说就已充当了改革文学的侧翼，一直配合着主流的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摇旗呐喊。当然，总的看来，80年代历史小说的核心主题是追求现代化。不同于此前历史小说对农民战争等题材的书写热情，此时的历史题材小说一转而成为了聚焦历史变革的“改革小说”，其基本模式或是讲述晚清以来的历史危机，或是批判“封建”王朝的体制弊端，从而得出结论：只有告别落后停滞的封建社会，我们才能启动新的历史时间，进入新的普遍的世界历史时空。因此，这类作品往往会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新启蒙主义”的批判性和强烈的“历史目的论”色彩，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少年天子》和《白门柳》就体现出了这种特征。

然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改革主题的历史小说开始式微，至90年代中期，此类小说逐渐被新的“文明论”主题的作品所压倒取代。但小说《张居正》却延续了对改革主题的书写，其创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结集出版于新世纪初，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创作看起来就别有意味。

写张居正其实就是在写改革。作为有明一代最具权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于十年间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尤其是对吏治的整顿，他采取了“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提高了国家机器的行政效能。“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在财政上，他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一举扭转财政赤字，使国库充实，“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在军事上，他主张任用良将戚继光、李成梁、凌云翼、殷正茂等安定北方，平定西南叛乱，保证了内外稳定。可以说，张居正主导的“万历新政”极大地将明中期以来的颓势予以了某种程度的挽回，并使大明王朝呈现出难得的中兴局面。然而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新政所奠定的局面却未能延续，明王朝的国运也急转直下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另一方面，尽管“万历新政”的效果明显，但对于张居正的政治作风及其私德历史上也存在不少争议，尤其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评语几成公论。对这样一位复杂的改革家及其功过，上世纪90年代的熊召政又是如何进行书写的呢？

重要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根据熊召政的自述，他写作《张居正》的诱因就是1992年的新一轮改革热潮。“我写历史小说《张居正》的背景是邓小平同志的南巡，当时我在深圳，看了《晚间新闻》的播放，《人民日报》那时也刊发了社论《东方吹来满眼春》。我突然意识到，中国的改革要出现第二个高峰了。当时有朋友问我，‘你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改革成功的案例？’我想，改革的意义对历朝历代都是极为重要的，研究改革也是一个学者的使命。此后，我便开始寻找历史上的改革案例，着重研究了张居正。”（参见《熊召政：从张居正到大金王朝》）

小说酝酿和写作的10年间（从1993年至2002年），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产生的诸种社会矛盾也陆续呈现，现代化思潮开始出现分化，改革初期的期待和想象成为了某种“过去时”，新的市场化改革更多地表现出一些实用主义的气质。随着改革越来越步入“深水区”，改革的精神也产生了某些深刻变化。诞生于此时的小说《张居正》，一方面试图借助作品来展露作家对新的改革时代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以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原则来重新诠释和反思了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路径，这既是一次以艺术方式进行的统合历史、弥合历史张力的努力，又是一次意义含混、歧义重生的表意实践。

不可否认，小说《张居正》呈现出了多重面相。在思想资源上，熊召政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式的“新启蒙主义”的思维框架中，对制约改革和现代化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批判仍是小说的重要主题。这就使得小说在主要戏剧矛盾关系的设置上仍旧延续了“改革—保守”相对立的模式。小说前两部的故事主线颇类似于新时期的改革小说：“右派”市长或厂长归来，努力争取上级和同僚的支持，压倒保守派的掣肘，应对各种捣乱，任用闯将，争取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化解危机，赢得胜利。《张居正》与此类似，只不过他和他的“战友们”面对的是高拱及其余党。对张居正来说，一项首要的工作就是争取皇权的支持，他必须维护好和李太后及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同盟关系。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反封建”态度。显然，在熊召政看来，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封建权力思想和特权意识即是制约改革推进的重大阻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二月河和唐浩明的历史小说中，这样的文化焦虑已不再成为问题，因为他们已摆脱了新启蒙主义框架性的约束，“文明论”已上升为作品的核心主题。而对张居正来说，改革的阻力既来自保守力量和政治反对派，亦来自历史积弊所产生的封建利益集团间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比如正在崛起的地方势力和商业力量等。面对复杂的利益格局，脆弱的“万历新政”一直处于持续的压力之中，所以张居正才不敢丁忧三年，而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夺情起复，维护宝贵的改革成果。或许张居正所要改革的积弊，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所期望的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指向。在他看来，改革所陷入的某种困局需要重启改革来化解，这些在上世纪90年代显露出的官僚主义、地方主义、贪腐现象以及新兴的资本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等，都需要国家力量的强力解决。理解了这一层现实忧虑，我们或许就能对小说中很多重要情节的意味产生更多的会心理解。比如邵大侠勾结大员承包重大工程却偷工减料造成重大事故，又如地方势力的代表李延的贪腐案，何心隐所代表的“私学”对“官学”的挑战等。

张居正是依靠法家力量来推进和深化改革的。这与上世纪90年代有一定影响的“新权威主义”也存在着某种呼应。“万历新政”的法家气质鲜明地体现在张居正重用循吏、不用“清流”的用人方式上。小说中，张居正不断地以夫子自道表达自己的改革观，这表明张居正是一位实用主义的或曰功利主义的改革家，他反对清流所代表的“空疏无用”的道德激情和理想主义。为了巩固改革成果、为了富国强兵国家至上的目标，他可以不择手段，达成任何政治妥协，即使牺牲某些儒家原则也在所不惜。他对循吏的要求是勇于任事、敢想敢干，达到上级要求的目标即可，即使有些违规和贪墨也只是“小节”而已，可以接受。应该说，这种想法在上世纪90年代曾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一方面，它反映出人们渴望深化改革的诉求，对打破现实羁绊、不墨守陈规的探索精神的期望；另一方面，这种功利主义也放松了理想引领，给道德约束松了绑。不难看出，当时一度流行的反道德理想主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观念对作者还是有着某些潜在影响的。

小说《张居正》中出场人物众多，作品全方位地展示了明中后期社会生活的场景和风貌，在叙事状物和刻画人物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作者对明代典章制度、文人趣味和市井风情的描画也显示出一定功力。相对于彼时开始流行的偏传奇的写作路线，如历史小说中常见的武侠、言情套路、宫斗情节等，小说《张居正》还是显露出了作者反思历史并折射现实的思想抱负和艺术追求。虽说小说中对欲望场景的描述有些流俗并显现出某种把玩的趣味，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可以看作对晚明社会人欲横流时代的某种文学再现。小说中设置了多条叙事线索，如张居正和玉娘的爱情，万历皇帝的权力型人格的成长，以及张居正性格的异化等，通过这些线索，小说既试图呈现出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也试图传达出更为丰富的“人性”内容，小说努力寻求表达的仍是“纯文学”关注的某些主题和深度思考。然而，对于此后的历史小说来说，很大程度上已不再需要刻意背负这些文学“包袱”了。比如《大秦帝国》中，孙皓晖关心的只是以小说这种文体表达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判断，对文学的惯例和“陈规”已不再措意。从这些方面来看，小说《张居正》无论从主题、思想观念还是艺术风格上，都可看成是一部具有标志性的处于转折期的历史小说，此后，甚至在它写作的同时，历史小说的写作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