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谁？

千里之外遇见者的人生，大时代里的小人物

二十年多前，杨遥大学毕业，在家乡山西当乡村教师。村里人多，大人小孩都在，每个村子都有小学，孩子们上学比现在方便，自己村的学校也不远，不用家长接送。当时乡镇基本工作是计划生育和农村税费改革。杨遥回忆，那个时候乡村是相对完整的，一个个家庭老少几代在一片土地上过日子。

又过了十年，杨遥成了乡镇干部，当了副镇长。乡镇的中心工作和杨遥大学刚毕业时候不一样了，农业税已经免除，主要处理的是各种信访事件，“我们镇好多地矿问题和村干部问题，有的直接去县政府，我还得跟着把人家领回来。”

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吹响。2017年，山西省出台政策，各省市县单位派干部深入基层，省作协安排杨遥去扶贫点挂职。同年9月底，杨遥参加县里培训，10月8日正式到乡里挂职，担任副乡长，协助分管扶贫工作，具体分管“一村一品一主体”。晋北人杨遥第一次深入晋南的乡村，杨遥说，以前也在农村生活，觉得自己对农村很了解，挂职后才发现，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黄土塬地貌

晋北多平川，交通便利，物资也丰饶。杨遥挂职的地方是坐落在山区的乡镇，四周尽是黄土高坡，从地貌学讲应该叫黄土塬——顶面平坦宽阔、周边为沟谷切割的黄土堆积高地，从高处看像一道道险峻而贫瘠的土岭，实在不像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交通很不方便，距离倒不远，但是比去趟北京还费劲。”杨遥从太原坐大巴到县城，再坐县城的班车到挂职的乡镇，一天两趟班车。整个乡镇只有一条很窄的街道，从东走到西，用不了十分钟。杨遥住在一个三人间、上下铺的宿舍。旁边不远处是乡里的大灶，一个大水瓮，墙角堆着炭，旁边是锅灶，墙上挂着零星炊具。

杨遥和另外两位作家为了书写山西脱贫攻坚长篇报告文学，也为了全面深入脱贫攻坚战场，三年，杨遥几乎跑遍了山西的58个贫困县，“下去之后，你之前所不了解的超乎想象，亲眼看到的变化也超乎想象。”水、电、路、网、通讯，脱贫攻坚开始前，很多村子基本生活保障都不具备。原来山区的村子修旱井，下雨或下雪时，水流到井里，一家子用水就指着这口井。平时洗脸，小孩洗完大人洗，洗脸的水浑浊了，不舍得倒，接着洗手。习惯了，没人觉得不干净。现在山上的村子，只要有几户人家的，都通了水，修了水泥路。

因为地理原因，异地搬迁成为山西很多贫困县脱贫攻坚的主要举措。按国家政策，每户每人不超过25平米，还有搬迁补助。“比如一家四口人，能有不超过一百平米的房，几乎不用自己花钱。”新落成的移民小区同步配套了超市、医院、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有的还专门建立了老年看护中心。对很多老人来说，土地是他们最后的驻守。一个老人跟杨遥聊天，一说到搬迁就哭了。“他以前在山里自己种菜，搬下来买葱买土豆都得花钱，他就觉得不好。”改变与适应总是艰难的，好多不愿意搬迁的老人，到新小区住上一段时间，习惯了之后也觉得比山里优越很多。

杨遥同村民交谈

脱贫攻坚，国家主要政策是“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在各类扶持和补助下，贫困县的基本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杨遥说，不是说农村就意味着贫穷，真正困难的，要么是家中有人得重病，开销大负担重；要么是发生事故缺乏劳动能力；还有的就是计划生育没落实好，孩子越生越多，也越来越穷……针对这些情况，政府都出台了相对应的扶贫措施。

杨遥觉得，通过脱贫攻坚，农村与其他地区甚至时代的距离拉近了。“以前的农村比较封闭，掌握话语权的人都有血缘关系，很多家族势力甚至是黑恶势力的影响。脱贫攻坚展开后，外部力量的引导与监督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规则秩序渐入正轨。大家有了一种认同感与归属感，觉得自己不再没人管了。”

让人们有为之努力的事儿，有念想，有希望，比单纯物质补贴更长远。杨遥走访的贫困县里，有的村干部能干，带领村民一起，以前种蔬菜，现在种药材，或者开发新的养殖产业，改变以前单一务农模式，增加新创收。

杨遥发现，多在南方的加工产业，尤其服装加工业，近几年涌现到了北方贫困山区。外面工厂接到订单，分到村里，一来劳动力相对便宜，二来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一天50块钱左右，一个月挣上一千多，一年下来也小两万，对他们来说也是笔不小的收入呢”，村里妇女除了带孩子做饭，也相当于就业了。

不少乡村根据风景特点，开发旅游业。杨遥走访过一个村子，依山傍水，建设得特别漂亮。村子一年的旅游收入近百万，村民们开个小卖部，做做饭，或者打点零工，挣不了太多钱，但是足以改善生活。

当地工厂

一些头脑灵活且有见识的企业带头人，看到了国家和政府对脱贫攻坚的投入力度，将阵地转移到农村。杨遥遇到很多这样的人，“以前开焦化厂的，回乡弄了个香菇养殖场，从人力到设备到技术，都是最先进的。还认识一个养鸡的，以前开煤矿厂，现在转行到农村养鸡，规模特别大，一年产值过亿，又吸引很多其他行业投资，他一个人，一件事，就能带领全县人脱贫致富。”

走一遭下来，杨遥感觉，现在农村里一部分人思想还相对固化，需要拉一把，推一把。凡是有想法，愿意干的人，精气神饱满，发展得也相对好一些。网络的便捷，让村民们接触到了丰富讯息，“以前农村也有变化，但不是特别大，基本大家干啥的还是干啥的。这几年各种各样想法的人都有了，机会也多了。”

杨遥到武乡县，山西省长治市的一个老区，微商成了那里的潮流。有意思的是，做微商的人大多在40岁以上，最大的70多岁，他们在手机上卖当地土特产，绿色环保纯天然食品。好的时候下一年收入几万块钱，对村里人来说足够改变生活了。为此杨遥写了一部微商题材的中篇小说《父亲和我的时代》，发表在《人民文学》。

“日子好了，生活水平高了，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现在原有贫困县的生活能达到基本标准。以前的贫困户，也不局限于满足简单生活需求，比如孩子上学，要送到县城的好学校。”杨遥去过一个村子，做装潢业的特别多，他问村书记，你们装潢都去哪？书记说，心有多大，去得地方就有多远。

杨遥接触过一个月嫂，38岁，经过正式培训后上岗，在山西当地干了一阵，去了太原，然后又跑到汕头，在汕头得知深圳月嫂挣得多，买了机票连夜出发。今年初联系好了涉外机构，本来想去加拿大当月嫂，因为疫情没去成。在家的几个月，自己花两万块钱考了五个证。“人家说学习不能停，懂得多了，专业了，自然雇得人多，”杨遥说，“现在村里有规划、有追求的人不在少数呢。”新来的村干部想在元旦办乡村晚会，担心没有多少人参加，结果报名的人很踊跃，与贫困斗争的人们对美好事情也有追求和期待。

晋南乡村

说到扶贫干部，杨遥第一印象是辛苦。真正深入农村，不像一般采风，吃个农家饭，逛逛果园，纯粹是乡村一日游。以前有同事下去挂职，回来和杨遥讲脱贫，讲第一书记，杨遥还不理解，等真到了脱贫攻坚中的农村，才明白现实和想象完全不一样。

“各种检查各种表格各种你要解决的，家里的事情啥也顾不上。开展工作，也不是简单的逻辑和决定，往往办一件事，有很多客观因素牵制，不容易，”杨遥感叹，“刚开始老百姓对你也不信任，工作真的挺难的。”

有一个扶贫干部，刚到村里，去一户人家走访，大家在打麻将，不理他，问什么也不回答。村民们关心干部从哪里来，能带来多少投资；他们希望来自一些响当当的单位，解决实际问题，对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帮助。

在发表于《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大地》中，杨遥写了驻村干部的真实生活和情感体验。每一位扶贫干部背后都有父亲母亲，有丈夫、妻子、孩子，他们为“大家”时，怎样爱“小家”？在这部小说里，杨遥始终坚持一个朴素观点：老百姓喜欢的到底是能和他们走到一起的、贴心的干部。办实事办好事的人，就会受到老百姓的拥护。

变化在哪？

村干部也好，村民也好，开始真正思考起来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社会学家费孝通经典之作《乡土中国》，沈念读过十余遍。很多精彩的论断，藏着丰富而开阔的释义。从2019年初至今，他深入乡村，在具体生活中找到成为“释义”的释义之证。

去年初，沈念还在人民大学准备论文答辩，单位通知他被借调到省委脱贫攻坚督查组，前往湘南山区。沈念生活在湘北平原，参与扶贫工作，每次下乡十天半月，选一个乡镇居住，早出晚归，连点带片把周边村镇的督查工作完成。如此往返十余次，每次带着不同任务，沈念走过了湘南山区的一百多个村庄。

督察组有国家制定的各项标准，比如饮水是否安全，道路是否便捷，危房改造质量如何，扶贫款项有没有落实等具体事宜。每个小组到一个村子，要按照指标随机入户走访，督查主题不同，有的是看卫生情况，有的是看异地搬迁安置情况。有一次，两个村干部执意要求陪同，沈念一行人劝说未果，心中不免有几分怨艾。沈念说，督察组单独行动，食宿也都是自行安排，他们更希望能够单独面对老百姓，了解真实的情况。

沈念走访贫困户

“贫困村的变化很大，基础设施有了很多改变。扶贫干部能力强，单位实力强的，变化更明显。很多贫困村经过脱贫攻坚，比很多非贫困村的人家条件还好。” 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实地摸底，没达标的建档立卡，对口进行脱贫帮扶。家门口挂的牌子上，写着哪一年入贫，哪一年脱贫。去年沈念再去看，没有脱贫的已经很少了。

湖南省永州市江华县桐口村，一个瑶族村，近千年历史，是沈念申报的中国作协深入生活项目所在地。村子里一百多户，六百多人，以前是山区里的贫困村，驻村的扶贫干部干了三年，把村民们从山区整体搬迁，由定点扶贫单位援助，投入四千万，新建了独立楼房，发展民宿等乡村旅游业，改善了村民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沈念住的那户人家，女主人参加了村里的舞蹈队，有游客来了进行表演，一场20元，其他时间干干农活。“经营住宿，有的人家还开了杂货店，虽然人气不是很旺，每月也能增加2000元左右的收入，再加上家里有人外出务工，可以说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下乡督查，沈念接触了很多扶贫干部。“他们工作都很忙碌，脱贫攻坚时间久，各种各样的事情下达到基层，都压在他们身上”，沈念说，“大家都很有责任心，每个人做事方式不同，思考问题角度不同，能力大小也不一样。当然有的人最初意识不强，但是有扶贫工作队层层把关和检查，必须确保落实到位。扶贫干部们整体上精神面貌是积极的，勤恳用心的。”

与沈念同行的村干部，有几位是“老扶贫”了。其中有位老处长，从2014年起就到了县联点扶贫，当了三年扶贫队长，接着干了两年督查，县里到村里的干部，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聊起几年来的经历，他们有时眉飞色舞，有时心情沉重。

千年瑶寨盖起的新楼

有想法，有干劲，扶贫真做起来，具体到每个项目，每个细节，很多时候并不容易，甚至会遇到重重困难。沈念说，扶贫这两个字说起来简单，并不是单纯投入资金就解决一切问题，实际情况很复杂。村民不理解不支持，县乡对接不到位，相关人员对于工作想法不一致，还有自然生态的客观阻碍等等大小问题。乡土社会的变化与迁移成了基层干部面临的难题。扶贫工作中，有很多像这样的情况，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除了沟通和协调，更需要设身处地的想，多一分理解的温度。

一路上，他们讲酸甜苦辣的经历，印在沈念心里，不只是故事素材，更是人性在生活中的吐丝结网、落地生根。扶贫干部与帮扶对象（贫困村、村干部、村民）的关系成了扶贫发展中的微妙之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有了不同的追求方式与抵达结果。

短篇小说《天总会亮》就是沈念扶贫经历的文学产物之一，关于一个残疾家庭摆脱贫困、信念重建的话题，沈念选择以孩子的视角折射扶贫带来的生活之变。进入乡村，深入脱贫攻坚现场，沈念前后写了五个中短篇小说，将由花城出版社集结出版。最初，他未曾想会写脱贫攻坚题材的文学作品，“及至深入乡村（扶贫）一线的人事之中，我被身边的扶贫人、乡村之变所感染，也因此对乡土有了不同层面的思索。”

湘南山区的房子大多建在山上，沿着修好的乡村公路，房子零星，屋门紧锁，问询才得知，主人不是到山上种地，就是到镇上或外地打工，留下少数的老人孩子。山路多弯，每拐一个弯就有人家，走到一个坳口，一个长相奇特的老人坐在一幢老旧房子的屋檐下，望着通往山下的路，沉静而冷漠。无论问什么，都不吭声，直到老伴从灰暗的屋里走出来。

这老两口，男主人七十六岁，女主人六十八岁。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男的放牛，遇到大雨，从山上滑倒摔落陡崖，被一棵树拦腰救下，额头重重磕在树干上，整个脑门凹进去一块大缺，像个大写的G。他就是刊发于《十月》的沈念中篇小说《空山》中，易地搬迁钉子户“彭老招”的原型。

中篇小说《空山》人物彭老招的原型

老人有一个儿子，1977年出生，六年前离家后不知所踪，像是突然消失了。老人已不再有能力外出寻子。沈念问老人几句话，回应皆是沉默。同行的乡干部介绍说，去年市委领导走访到此，已经在帮着寻人了。问找到了吗？老人还是沉默。

千里之外遇见者的人生，大时代里的小人物。老人是乡野大地芸芸众生的缩影，他和他们无法被讲述的表情，唤起了沈念的创作热情，写作《空山》，是沈念在下乡途中进行的，也是目前体量最大的一个作品。“更深层的原因是，在乡村建设铺天盖地的当下，他们就是我们，谁都不是独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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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欢喜悲愁，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故事，聚焦于平凡的生命，聚焦于时代洪流之下的变迁，沈念写下此刻乡村发生的现实，更多隐含着对乡村命运的思考，充分理解，才能融入、改变、重建。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少人忧思乡村的淳朴自然是否会在前进中消失，在沈念看来，守和变，是一种能量守恒。

“我觉得很难进行绝对的评判，不能说我们在城市中历经着变化，就一定要求乡村保持艰苦朴素的原生状态。发展是双刃剑，一方面乡村同城市接轨，一方面是自身的建设。不同地域有不同特点，不同人群也有不同方式。乡村未来发展道路漫长，需要真正的有识之士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如何科学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上半年，沈念去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当地政府专门请了北京的设计团队，对十个村庄进行规划设计，团队负责人是平江人，带着建设家乡的理想回来，地方政府提供财力与精神双重支持。设计团队根据村庄布局、地理地貌、房屋建设、人口资源、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整体布局。沈念有很大触动，如今乡村在发展变化，需要真正懂这片土地的人合理规划，从全局出发考虑。沈念到山上去，有时候能看见花费上百万修的公路，异地搬迁后，山上的人搬了下来，公路就闲置了吗？能否在山上建设其他项目，使公路派上别的用处，这些都是沈念行乡途中思考的问题。

沈念同村民聊天

“现在讲乡村振兴，很多东西不是一蹴而就的。乡村建设有很长的路要走，脱离了贫困，还有其他问题存在。经过这一轮精准扶贫，乡村整体基础提升很大，未来更需要巩固和保障它的成果，让已脱贫的贫困户减少遭遇疾病和灾难的返贫风险。对这次未划入到扶贫范围内的家庭，也需要给予必要关注和相关措施，避免乡村贫富差距过大，要使发展步入良性循环。”

沈念觉得，未来乡村应该比城市更好，既有自然的淳朴气息，也适宜人们便利地居住。

去年初，沈念因公在一个“千年瑶寨”住过几天，他想追溯此地的“千年”来历，可原生态的民族地域文化少有踪迹，倒是见识了逢年过节广场上表演的长鼓，大小不一，长短不同，也有几只上年岁的老鼓，沈念算是对瑶族的长鼓实物建立了初印象。后来。他见到了村子里的一位专门从事瑶族长鼓舞的民间老艺人，国家级非遗传人赵明华。

矮个子，戴顶鸭舌帽，满面愁容，其貌不扬。赵老从屋里走出来，打开话匣子，和沈念翻覆着讲老婆生病住院，差点出了医疗事故，又按瑶人习俗，连夜赶送回家才离世的经过。声音齉齉的，像是感冒了。这是一次让沈念感到尴尬的交谈，目光扫到屋里墙上贴着许多他过去赴外地参加文化活动写的诗词，倒是阳光普照，情绪饱满。

从山村回城的日子，沈念耳畔时常响起临走问赵老还打不打长鼓时的回答：“打不便了！”一个“便”字，是许多我们看不到的生活里的曲绕起伏、得失欢悲。费孝通说，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如此细思，长鼓舞传承人的“当前”，既有着个人“过去”的投影，也是一个民族“过去”的投影。这种“过去”即历史，不是点缀不是装饰，而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在传承的主动与被动、记忆的存留与舍弃之间，沈念创作出了中篇小说《长鼓王》，发表在2020年第7期《人民文学》。

参与脱贫攻坚，沈念认为最大的变化是对人心智的改变。“大家的观念和信念发生了变化，过去没有意识，也没什么想法。但现在很多地方，村干部也好，村民也好，包括扶贫工作队，都是有主动性的，开始真正思考起来。”

山间乡野，民风淳朴，也有思想局限，脱贫攻坚为乡村打开了一扇窗口，在村子里的百姓们以新面貌接受了新变化，对生活，对未来，燃起了值得一过的希望。 

我又如何？

就那么一眼，我就知道我将会收获什么

写完《百里洲纪事》，朱朝敏几乎被掏空，再也写不出一个字，一度看见文字，就觉得恶心反胃，她知道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还停留在记录的那些事情上。现在，朱朝敏又开始写作了，有了许多新想法，“我无法说清这里面的秘密所在。”

百里洲几乎是朱朝敏童年和少年的记忆，她在那里成长。那时，百里洲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地势较高，堰塘、深潭、沟渠遍布，因为地处长江水流之中，每年夏季都要遭受或大或小的洪涝灾害，所以当地人建筑房屋时必须先筑高台，再在高台上建屋。百里洲由千年泥沙堆积而成，土壤适合种植棉花和沙梨，洲棉和沙梨闻名全国，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后来，受到经济大潮冲击和交通不便的影响，百里洲日益衰败。主要表现在经济收入少，种植棉花和蔬菜大量使用农药，造成了土壤和水流的污染，还有不少农民中毒，医治好也留下了身体残疾和精神问题。“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我家人和亲戚有不少因为农药中毒的，有些医治好了，有些留下了残疾——这里包括身体残疾和心理残疾。”有段时间，朱朝敏非常害怕回乡走亲戚，害怕看见他们，听闻他们的伤心事。

2017年，朱朝敏参加全市精准扶贫工作，负责联系4户贫困户。一趟归乡之旅，逆着时光的河流，溯回故土，恰恰与文学曲径通幽了，“文学就是追根溯源啊。”

朱朝敏在百里洲路飞霄村采访贫困户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北几百万人次的干部群众参与精准扶贫工作，枝江就有上万名扶贫干部投身其中。百里洲镇因为四周环水，经济发展缓慢，贫困人口有六千余人。脱贫攻坚以来，百里洲镇每年减少300余名贫困人口。2017年下半年精准扶贫工作全面铺开，加大力度，湖北省很多单位联系了相应的乡镇村庄，不仅是公务员对口帮扶贫困户，其它在编在岗的人也安排了联系对象，每人一到五户不等。朱朝敏说，帮扶机制包括驻村工作队，专职驻村人员一周五天四夜守在村里，其它帮扶人员每个月必须联系帮扶对象一到两次。

2019年，朱朝敏关于记录百里洲精准扶贫工作的项目得到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批准，到百里洲下乡更为频繁了。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几年下来，帮扶干部和扶贫对象彼此熟悉，甚至成了亲人般的关系。“今年疫情期间，封城封路，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用电话联系，彼此鼓励祝福。封路期间，我们帮扶人员一起想办法帮他们销售农产品，比如蔬菜、鱼、蜂蜜、菌子等，可以说，我所知的贫困户，没有一家因为疫情而导致农产品浪费。”

湖北省，尤其是百里洲所在的宜昌市枝江市，少山地，扶贫工作不涉及易地搬迁，在帮扶工作中朱朝敏注意到，所谓的贫困户几乎没有世俗人所想的因为懒惰等主观原因，“恰恰相反，那些贫困户，尤其是重点贫困户，他们内心敏感，极有尊严感。但是，他们经济收入少甚至没有，致贫原因几乎都是因病致贫和因残致贫。” 天灾人祸，事故免不了，复杂的转折也常发生。

“可是，烦也不能抛弃这个家啊，两个儿子，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怎么舍得？她却毫无声息地走了。”

“很多疑问，她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辈子就被毁了——吴老师挥手打断我说，这个我真不记得了……”

“老人不说谢谢，只是看，然后沉默。有时，也笑一下，笑容却如一朵老昙花，开放就凋谢。”

“人啊，一脚踏出去，从此便是陌路，哪怕是血肉筋骨相连着。蒋传德说起女婿，就忍不住哽咽。他在心疼孙女蒋琴琴。”

“我可以不想，但不行 ，我风湿病本来就伤脑筋，行动不方便，也不晓得还能活几年，子林都快40岁了，以后的日子……你说怎么能不想？由不了自己。”

“去年秋天，我大姐还帮人断断续续捡了十天棉花。说是怕下雨，要把棉花抢回家。83岁的老人了，她也不需要那些钱，真是无法理解啊。”

——分别摘自《百里洲纪事 一线脱贫攻坚实录》

百里洲宝月寺村宣传标语

现实的乡村，就是精准扶贫政策下的当下乡村，是民心民情最集中的地方。在那里，触摸到人性人心，也是更涉及生活本质的地方——一日三餐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农村在历史进程中，遭遇各种变更，构成错综复杂的情况：收入不稳定，保障体制不健全因病致贫，人生际遇带来困境，大量人口涌向城市后乡村的空虚衰弱，环境破坏带来的诸多后遗症，精神缺乏支撑，老者弱小众多，缺少归属感和存在感无……“有些事情，并非依靠物质就能解决，不是钱多钱少的差别”

朱朝敏在《百里洲纪事》后记里写到：

几乎每天，都有烧心的事情发生。那些事情总是融合了前尘旧事、即刻生存状况和未来的思虑，换句话说，某个特定时间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包含了时光的味道，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其复杂性迫使你去了解去交流去思考，关于生老病死，关于世故人情，人心人性，关于时代环境，关于精神向度。”

参加脱贫攻坚以来，朱朝敏走遍了百里洲镇的每个角落，采访的家庭和帮扶人员近百名，交谈基本没问题，当听说要形成文字，不少农户大都为难。因为涉及诸多隐私——把伤疤抖搂给公众很考验人。朱朝敏曾经准备了16个故事，但是不成功，“他们愿意跟我讲，却有几个拒绝形成文字。”

《百里洲纪事》记录了脱贫攻坚一线的12个故事，与其说故事，不如说时代脚步下人的命运，农村的变迁。12个故事，12种脱贫之道，但无论哪一个，均关乎心灵和精神，聚焦一个字：人——人的遭际，人的蜕变，人的喜悦，人的绝望，还有从绝望中生出的光亮。朱朝敏觉得，自己之于他们，是聆听者，还是一名接受恩典的受惠者，这恩典，源于陈旧时光中的简单灵魂，肉身衰朽，遭遇命运的碾压，却总有股劲儿撑着，立在这摇摇晃晃的人间。

选材时，朱朝敏没有特意考量写哪个，“与他们交流时，我被感动了，就决定要写写他们及帮扶人员艰难创业的事情。”无论如何卑微如何困窘，他们向善向上追求美好明天的精神，犹如萤火虫，发出光芒。在朱朝敏眼中，他们不幸遭受了困顿，值得同情，更值得理解——谁又那么幸运而躲过那些困厄？采访中，听到他们的叙述，朱朝敏觉得，自己和他们没有区别。“我要写出他们在灵与肉双重羁绊下的挣扎和抗争，我要写出他们的蜕变。我不知道，这样的人是否有资格称呼为时代新人。但是，我知道，他们（包括帮扶人员）在变化，灵与肉双重变化，在变化中完成了个体和时代的彼此构建。我想，这才是文学笔调下的脱贫攻坚战记录。”

脱贫攻坚以来，国家不断出台多种保障政策，助力精准扶贫工作。帮扶人员与帮扶对象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消除贫困，走向富裕。目标明确，措施到位，贫困户每年纯收入均是逐年增长。朱朝敏说，物质上的脱贫不是特别难，难就难在精神上的困惑和心理上的障碍——我们称为“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公里的瓶颈”。如何突破？一个字“爱”，以心换心，找到了问题症结，再对症下药。

在百里洲，朱朝敏深深感到，弱势者的心理困惑，大多数时候，以“贫困”面目显形，换而言之，“贫困”有多深，心理问题就有多深。因而她写下这样一段话：假如当下中国的叙事，不给予乡村中弱势群体的心理关注，是无法反映出这个庞大群体内心的困惑的，从而也谈不上心灵的真实。缺席心灵层面的真实，解答不了内心的困惑，精准扶贫也就停留在一些即时的表面状态上，用俗语说，就叫“隔靴搔痒”。

采访了许多家庭和帮扶对象，反复地交流，深入他们内心时，朱朝敏发现自己“小瞧”了她的亲人和这块土地。他们遭受天灾人祸后，从不屈服命运的摆布，也不降低自身的尊严。书中12个故事涉及到的12户帮扶对象，朱朝敏曾在不同时期去过多次，并为每一篇文章写下后记。开篇《塔灯》里的主人公杨勇，两个儿子今年因为疫情一直待在家里，父子三人相处大半年，闲着没事，就大面积地种植蔬菜，花菜、蒜苗、辣椒、豇豆等等，他们的对口帮扶人员是朱朝敏的先生，组织亲朋好友买了他们所有的蔬菜，到八月份西瓜成熟，又联系某单位工会全部购买。八月份，两个儿子分别出去打工，杨勇卖菜、卖玉米高粱，还养有一头肉猪，收入比去年增加不少。朱朝敏后来了解到，他现在的心思不像以往那样强烈地纠结在离家出走的老婆身上，而是放在大儿子结婚的事情上，人有了憧憬，心情好了，精神大有改观。

朱朝敏的单位同事个个都是扶贫干部，她的先生是，所在城市里的同学和朋友也都是。精准扶贫开展以来，下乡是常态，到村里，一定会到农户走访，有时还帮着农户干些农活，与他们唠嗑了解家庭琐事、收入…… “时间长了，彼此什么话都讲，关系比亲人还亲。没办法，帮扶对象有困难，能不帮？”朱朝敏说，他们的困难表面上看是收入少，但随着各种政策和帮扶措施出台，物质贫困消减了，更突出的是心灵方面。“他们道出来，说给你听，向你倾诉，作为帮扶人员，去共情，去理解，去想办法解决。说实在话，经过这些年的精准扶贫工作，那些真心实意帮助扶贫对象脱贫的帮扶人员多少都有心理咨询师的功夫了，同时，他们也被在帮扶过程中被砥砺出宽广的精神领域。这是双向构建和成长。”

和村民们聊家事，聊生活，甚至聊难言之隐，不是每家贫困户都愿意配合，“但我总有办法深入他们的内心”，朱朝敏的父亲是孤岛上有名的外科医生，享有很高声誉。遇到不愿意配合的，她就搬出父亲的名号，居然屡试不爽，也有被赶出来的，因为聊到了伤心事很恼火。

朱朝敏在贫困户家里做采访

“首先要了解基本情况，其次是学会倾听和沟通，在倾听中了解对方内心困惑和障碍，想办法促动他们诉说交流。最重要的是，只有平等的姿态下，对方才能打开心灵去倾诉，而平等姿态的建立要依靠真，真心真诚地对待扶贫对象。以心换心，建立一种亲人关系，获得彼此信任，只有信任，才能打开对方心灵。这些都是基本工作，看似简单，实际琐碎，极需耐心和细致。另外，遇到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必须请心理医生及时救治。”

精准扶贫的核心词是现场感，精神与身体都已深入百里洲的朱朝敏觉得，近距离只是标榜“我”在场而已，却并不能说明，完全融入了那个独特的场系。朱朝敏说，无论如何，完全融入是不可能的，隔膜多少都存在，而且时不时就会将两者的心灵推开。距离无法避免地存在。“但又感谢这个距离，给予观察者和记录者一个喘息的空间，去发现去思考。”

能够写作脱贫攻坚题材的文学作品，朱朝敏认为是一种幸运，因为乡村，也因为文学。两者的彼此渗透，才将生命的复杂性全盘托出，芸芸众生才会在一种场系中登场。

脱贫攻坚下的乡村，开始了一轮彻底的繁衍与新生。也有人担心，中国的乡村某天会消失在城镇化的铁蹄下，乡村记忆也将被束之高阁，对此朱朝敏赞同，又不赞同。

“我还是要说，乡村对中国人而言，岂止物质的存在？它是千百年来延续的一种公众情绪，早已融化于我们的血肉和骨髓里。即便有一天钢筋水泥遍地，乡村会萎缩，却不会完全消失。它统帅了我们的口味、方言和精神认知，还规避了一些禁忌。这是源远流长的河流。所以，高楼大厦矗立的城市，归根结底，也是乡村的秘密衍生。”

乡村之于中国，如同百里洲之于朱朝敏——百里洲是她的故乡，童年少年甚至部分青春期都在百里洲渡过，对它的了解深入骨髓。然而，又觉得它陌生，犹如对一方异域的陌生。18岁以前，她曾讨厌它，下定决心要远离它。终于，朱朝敏和两个姐姐走出了百里洲，朱朝敏离它最近，仅仅一江之隔。

现在，三姐妹都已中年，时不时在微信里说起它。那恰恰是一种见证，见证了生命的成长，见证了对人世最初的理解，包括最初的爱与恨。就在镜子般的见证前，朱朝敏明白了，它驯养了脾性，也种养了品行。今生，无论离它多远，实际都摆脱不了它的影响。这次，因为扶贫重返百里洲，朱朝敏将调整了角度和视野，就像镜头拉长拉宽了——宽阔无垠的背景下，那些熟知的故土人物不经意就闯了进来。

“就那么一眼，我就知道我将会收获什么。”（文/中国作家网记者 周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