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混淆往往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大到引发一场三观不合的互联网狂欢，小到一场无法达成共识的圆桌会议——“混淆”和“麻烦”无处不在。很显然，上面这句话的每一个字中也都存在着“混淆”和“麻烦”：为什么“互联网狂欢”就得是“大”的，而“圆桌会议”却是“小”的？为什么不能“狂欢”，而又为什么必须要“达成共识”？“麻烦”如何成为“不必要的”，不是说“真理越辩越明”吗？当脑海中闪过以上问题时，笔者正置身于一场关于如何“破圈”的文学讨论，努力地听大家谈论的话题，关于《奇葩说》和《吐槽大会》，也关于“大脸油画”和“发了几篇C刊”，以及李汶翰、王一博、吴亦凡等更多听起来陌生的人物；我努力地观察大家发言时的神情，那些或洋溢热情或沉思冷峻的面孔都很好看，但恍惚中看着这些实际年龄都比我大的师友们，心中升起一种“年轻真好”的怪异感——又或者其实我不知道为何要集中注意力又为何分散了心神，但大概知道的是，每当这种游离或割裂的情绪发生，也就意味着我在试图摆脱媒体工具人的身份，而尝试进入精神上的文学在场。和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相关，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破圈”？

不讳言地写下这些凌乱不堪的念头，因为它是真实想法。但突如其来的感性变异绝对没有逻辑，它时而充满灵动的象征，时而囿于现实境况显得懦弱，它看似是辩证的、包容的、充满挑战的，但反过头一想又变得庸俗、乏味、让人无所适从。写到这里时我又开始犯难，因为回头数了数已经用了五个“又”字，“纵是温文非尔雅，空发议论欠华章”，表述的重复似乎让文学报道的漂亮变得不再可能。但之前说了要“破圈”，这会儿却向后缩，是否也足见“破圈”之难。

2020年12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青年文学与文化工作坊”第一期举办，主题为“我们如何‘破圈’——当下青年文学与时代生活”。

他们真的“破”/“出”圈了吗？

“我个人亲身见证‘出圈’的瞬间，都是跟彭敏在一块。”马小淘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乐了。的确，彭敏是近年来文学界典型环境中“出圈”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写诗歌，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入职《诗刊》社做编辑，但没和一般的编辑一样，安稳地坐在办公室里编稿子。2015年，彭敏与李剑章组成的“PM2.5”组合，获《中国成语大会第二季》总冠军，获《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第三季》成人组总冠军；2017年获《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亚军；2018年获《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亚军；2020年获《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总冠军……检索彭敏的代表作，也不是大多数诗人都举例的个人诗集，而是一本“励志散文”《被嘲笑过的梦想，总有一天会让你闪闪发光》。如果单看题目，文学圈的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说，这不就是一碗心灵鸡汤吗？比“心灵鸡汤”更凡尔赛文学的，估计只剩自媒体标题了，试看一二：《击败北大研究生夺冠的武亦姝，她为何如此优秀？》《背了十年古诗词的外卖小哥，成功打败北大文学硕士，如今怎么样了》当我还在犹豫上一句话要不要加个句号时，这些文章的点击量已经又在蹭蹭上升。强烈对比、设问句式、惊叹语气，真是屡试不爽的传播法宝啊。无疑，其中那个被反复击败的北大硕士，就是彭敏本敏，直到2020年他第三次参加诗词大会，在决赛时遇到一个11岁的小学生，才“一雪前耻”：“我使出浑身解数艰难地战胜他，获得了冠军。网友都在我微博上热烈留言说，敏叔你真是老当益壮，臭不要脸（笑）。”一种好玩又不尴尬的自嘲自黑时常在彭敏身上、彭敏的微博上、彭敏的微信公众号上出现，有趣的灵魂真是万里挑一！

青年作家、《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马小淘

作为转述者，我应该完成马小淘的叙述：“我跟他坐地铁，有人认出他说你是彭敏吗？彭敏一副名人的样子说我是。还有一次，我们去三里屯吃饭，有一对大爷大妈走过来，在我们旁边窃窃私语说，‘这是彭敏吗？你觉得是吗？我觉得好像是。’彭敏很淡定从他们身边走过，但是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名人经历，我很激动，我冲着大爷大妈大喊，‘是！是彭敏！’彭敏不激动，我很激动，大爷大妈还回头跟我招手，我那一瞬间觉得自己像明星助理一样，也挺开心的。刚才我们进来北师大的时候排队，等了大概十几分钟，但是我穿羽绒服一点不冷，彭敏红了以后再也不穿羽绒服，只穿很薄的大衣，所以他等待的时候瑟瑟发抖，我特别高兴，谁让你耍帅，你就活该被冻。”马小淘说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在场的众人已经笑得不行了，而我在转述时把最后一句朋友间开玩笑的“那么虚荣”职业性地换成了“耍帅”，并对“活该”是否需加引号忧心忡忡：会不会有诗歌杠精看到这个故事后，也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果断“出圈”呢？

诗人、《诗刊》编辑部副主任彭敏

补充完了典型彭敏的细节真实之后，仍要继续引用马小淘的话，她实在谈得太好了，这种“好”是活泼搞笑又不失严肃思考的：“之前疫情期间饶翔分享在群里一个女作家，在抖音还是快手上非常严肃地直播读作品，很认真、很投入，还配乐了，我看了以后显示九个人在看，我就退出了。我当时想如果显示十个人看的话我就不退出，因为我的存在可以让她上两位数，我还要给她撑个场面。但是我想，我走了，只不过从九变成八，还是个位数，我就默默离开了。”故事讲完了，对于“出圈”与否，马小淘显然很认真地想过：“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一个出圈的心，而是我们到底有什么好的出圈的方式？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是短视频时代，但是作为本身没有什么点击量的作家，你有一个抖音、一个快手就有人看吗？如果你很严肃的读诗，只有九个人在看，这九个人可能还是朋友，你其实根本没有出圈，这个意义也不大。”

与此相关，众人所谈及的其他三个例子有必要并置于此：

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地摊文学，西川认为当时也有些很“破圈”的东西。那时西川认识几个书商，他们道出让书卖得更好的秘密，“特别逗，他们对书简直是非常内行”。书商说，一本200多页的书，读者拿起来大概率会从后往前翻，我们要算准他的手第一次停在什么位置，比如说第120页左右，这时候必须出现床上的描写。一个人不会停一次，他可能继续再往前翻，大概三四十页的时候还会停一下，这时候你必须再出现一次床上的东西，这样的书（这都是地摊文学）一定是好卖的。虽说这是地摊文学书商诲淫诲盗的奸诈销售技巧，但西川反思，“这套操作跟写作有关系吗？有关系。当年《大仲马》《基督山伯爵》全是畅销书作家，畅销书一定有畅销的道理，只不过到了今天我们用的是一个新的媒介，这个情况一直都有。”

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西川

疫情期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发现，收听率最高只有新闻节目，因为只有新闻是全社会所有人都关注的，而且疫情期间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每天的疫情发布会。“所以当时领导想把我们很多节目拿掉，都做成新闻节目，转播央视新闻什么的。因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东西才没有所谓的圈层，才没有你关注、他不关注，只有社会新闻、国家大政方针才是大家都关注的。”在此基础上，主持人靳桥认为，“破圈”是让很多人走出自己所谓的小圈子，走出平时关注的圈子、工作的圈子、年龄的圈子，走到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大圈里去。同时靳桥也在工作中发现，“我们做传统媒体工作的人，如果还是一味把比较古老的、古板的东西传播给大家，确实受众会越来越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靳桥

“‘破圈’是当下最热点的一个话题，”张莉说，“像李雪琴、杨笠她们肯定是破圈了，文学界也有很多‘破圈’，比如在座的西川老师和张清华老师，他们都是诗人，也是批评家，于晓丹老师、梁振华老师，都已自然而然地‘破圈’——可能在他们心目中没觉得这是一个圈。”张莉在发言中说了好几次“‘破圈’这个话题特别好”，因为在她看来今天青年文学的写作和文学的圈子都越来越狭窄，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都有哪些“破圈”呢？“比如电影《红高粱》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属于成功的‘破圈’；比如《废都》，一夜之间全国人民都去买，热爱文学和不热爱文学的都去；还有《丰乳肥臀》。这是我那个年纪经历的‘破圈’事件，现在追思，‘破圈’就是一个文化的效应。”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

“斜杠”及其不满

“为什么会有破圈的话题，因为现在的各种专业的壁垒太多了。”和当下大多数写作者更为固定文体创作身份相比，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家们往往有多重身份，几乎每年鲁迅先生的诞辰日或逝世日都有好事的媒体再次翻腾他“非文学”的那一面，比如：被写小说耽误的美术大师/时尚博主/艺术天才/理科学霸/挖矿专家……看看，他是一个标准的“斜杠青年”了。但鲁迅先生会认为自己十八般武艺精通，是个成功的跨界达人吗？恐怕不会。“当我们说谁谁出圈的时候，可能我们心目中已经有一个圈了。‘破圈’，首先‘破’的是我们的心中之谜。”张莉认为，好的文学一旦被整个文化界都关注的时候，首先说明这个人很有实力，他的着作冒犯一部分庸众，同时也深受各种行内的好评，而不是简单地标记说他“出圈”了，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个圈。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

特约主持：青年批评家、《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编饶翔

“出圈”与“破圈”的定义略有不同，前者强调获得文化上的某种共鸣，后者旨在打破各个圈层之间的壁垒。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行为的主体是一个真正有才情的人。在张清华看来，这要求主体能够溢出自己的职业范畴，并旁及其他领域的工作，同时在传播方面取得更广泛的影响力，寻求更大的公共性。如果说“文学性”是写作永恒不变的主题，那“公共性”的确就是文学常谈常新的话题。如何判断当下的青年写作在整个文化生产、格局、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首先就要比较其与上个世代文学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

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青”这个词，梁振华的语气中带着怀恋与感慨：在三十年前，“文青”是与普罗大众相比有着巨大的精神优越性的语词，但时过境迁却变成一种无奈、无力、无助的对象。稍加推论，我们目前所谈论的青年写作，“是青年写的文学吗？还是说这是一种青春期的文学？或者是文学青年的文学？”梁振华认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被称为“文学的黄金年代”，是因为那个时期的文学青年有着敏锐的、先锋的、强大的公共性，对社会事务有着参与的热情，并且能通过自己的行为、文本逆向地去选择甚至影响社会，也包括政治。“今天我们的文青和青年文学在多大意义上还保留这些锋芒？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自己认为保留了，找了一个理由说在心里，但没人知道。可既然没有人知道，又谈何锋芒和公共性呢？”

编剧、制片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梁振华

主动收敛是谓“藏锋”，或有再斩天幕的可能，但实际上往往是被动“风化”，失去了锋芒之后只能钝刀子割肉，徒劳无功。“我们今天已经被青年文化全面包围，二次元文化、ACG文化都已经变成今天的准主流文化。文学变成边缘地带，以前的主流文化被边缘化，青年文化早就不是雅文化，而且通过微博、通过自媒体的发酵叠加效应，它已经不需要‘破圈’，青年文化现在是过剩了。”对于文学在当下的文化传媒中变得没有尊严，梁振华有些担忧，“今天许多的精英知识分子依然在高筑‘审美高度’的壁垒，人为设置的屏障阻断了文学的大众传播”。在这个意义上，“青年文学”或许需要自省：是不是真的有意愿去“破圈”“出圈”，即帮助文学重树时代尊严，也为泛媒介的文化提供文学素养。坦率地说，梁振华的观点很尖锐：从来没有任何人说文学在今天没有力量，只是今天的实体文学显得疲软，“你拿纯文学期刊跟今天的BAT或者芒果TV比一下，它的影响力到底在哪儿？今天实体文学的影响力如此之微薄，我们还不走出去吗？”

在这个意义上，“破圈”的锋芒指向的是破除传统文学的舒适圈。时下的影视生产值得关注，其中诸多作品的“文学性”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低，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知名导演近期都开启了各自的剧集拍摄转向，陈彦《装台》同名电视剧火了之后，立刻传来了其茅奖获奖作品《主角》电视剧将由张艺谋执导的消息，这也将是张艺谋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当下影视作品的社会参与程度绝不逊色于精英文学。“当我们看到《沉默的真相》《隐秘的角落》，难道还认为剧集一定是低水准的代名词吗？中国人审美力低下吗？我觉得十年前的印象早应该画句号了，大众观剧的审美水平在提升。”梁振华认为，正视媒介的历史处境，即影像文化在当下的主体媒介地位，是研究者内心要迈过的一道门槛。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目前的文学界显得太落寞，一直被生活改变，从来没有意愿和能力改变生活。青年文学应该选择有能力去影响时代，去改变人的时代处境，去呼应此前文学被赋予的各种社会、历史、人文和道德功能。“我们这么焦虑的‘出圈’不就是这个原因吗？难道文学就应该不被人关注、文学就是沉默吗？当然文学的寂寞不一定必然是坏事，但也不是一件好事。”

作家、编剧、翻译家、时装设计师于晓丹

总把文学谈论成文学，就面临着退无可退，而一旦退无可退，则势必需要“破圈”。回到文学的话题，或许可以把“出圈”或“破圈”理解成“斜杠青年”，比如“五四”时期的知识人，他们往往是散文家、诗人、小说家，也是学者、民主斗士，身体力行地参与到社会变革中去。这种“斜杠”身份在发达国家的艺术界往往很常见，于晓丹前二十年基本在美国生活，回国后的一段时间经常被称为“斜杠”，因为她既写小说，还做服装设计，常有人说她是一个跨界“破圈”人才。但在于晓丹看来，在国外这没有什么特殊的，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正常的选择，大家都可以这么选择”。“但是我想对于青年作者来说，根本不是我们不想破，而是怎么破的问题。”马小淘有点怀疑：在“怎么破”之前，得先看看青年作家在不在“圈”里。“你根本没有什么固定的粉丝，你的书在当当和京东上点评数是4，你谈什么破圈？你干了啥、你擅长啥，你自己以为你在的那个圈其他人都不知道，你在谈论破圈？你还是先考虑进圈吧。”对于年轻作家来说，现在俨然也没有到一个在写作的“圈”里很舒适的地步，所以也没有很着急非得要出去的愿望。

相较之下，“出圈”的基础是作品得脚踏实地，能对世界有更辽阔的关注和更新鲜的表达方式。马小淘在创作之外还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日常发现大量自来稿的主人公，基本就是作家、编剧、记者、文学爱好者，“我觉得这何止是不想出圈，这简直就是划地为牢。”文学界不断缩小，变得圈子化，得到愈发少的社会关注，“但是读作品的时候觉得全世界都在搞文学，因为作品里的主人公都跟文学沾亲带故，跟文学无关的时候基本就是写农村”。马小淘自述一年之内曾看过五个不同作家写同样的题材：农村小伙进城打工第一次去嫖娼，看到的坐台小姐是他在农村的初恋女友；而写大学生的基本就是北漂、蜗居、租床铺，写女性就是嫁豪门做小三。甚至最具想象力的科幻小说也正面临题材矮化，离不开对世界末日的幻想。以上这些符号化或传奇性的狭隘想象，透露着作家们对生活的广阔性与丰富性的不信任，马小淘想到，“其实这些稿子里写的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当下生活中最浅表的一部分，也是最虚假和矫情的部分，严肃文学的作家还是要冲破表层的泡沫来反映生活的真相。”

敞开心扉，人间值得

在会议现场，制片人陈少虹格外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她的年轻，更因为她参与了现象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的制作。陈少虹觉得自己参与《流浪地球》是个意外，但在此之前的确很多人做科幻题材影视都未能成功，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融合中国的文化进来”。陈少虹说，随着观众审美水平越来越高，更有知识的编剧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机会，“青年文学与时代生活是融合的，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之后，不应该有什么所谓的定义，各个行业的人是相通的，可以放到一块交流的。”

青年电影出品人、制片人、策划人陈少虹

谈到破圈，李松睿觉得可以从现实主义本身在当代的命运说起。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小说的兴起塑造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但随着广播、电视等新媒体的出现，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再次发生变化。李松睿在近期的研究中探讨了十七、十八世纪人们对于“虚构真实”概念的理解，在十六、十七世纪小说文体刚刚诞生之时，读者要求全部真实，所以这一时期“每部小说开头都告诉你这个作品的内容是我在哪儿捡了一个日记或者捡了一沓书信，或者我听谁讲了故事，他需要一个真实性的证明”。但小说发展到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真实只能通过虚构来获得，人类的感知模式已经发生变异。而“奥斯维辛”之后，文学家再也无法按照从前的方式写诗，虚构本身的虚假性已经暴露，艺术发展又呈现出“粗糙化”的倾向。“虚构真实”的概念在不断地发生改变，伴随着不断地“破圈”，艺术创作的方式正在转换。

青年批评家、《文艺研究》编辑部主任李松睿

不要画地为牢，才能共同交流。姜肖也认为，“破圈”文化现象的产生跟互联网文化的兴起密不可分，尤其需要观察的是互联网节目的影视制作，比如《奇葩说》。姜肖留心于《奇葩说》的核心特点：论辩，源于古希腊文化里的修辞学传统。《奇葩说》把论辩跟精英知识阶层、商业逻辑，还有这两年才火起来的网络综艺文化融合，产生了综合的结果。“它是不同圈层之间的碰撞，甚至造成奇观式的观赏效果。更有意思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欣赏不同圈层的碰撞？这本身就已经证明我们都呼唤破圈，所以我认为它是更广泛的时代思潮。”在姜肖看来，破圈是重要的大众化传播现象，它是社会文化症候，跟社会分工、新兴产业、多元化选择价值都密切相关，尽管这背后一定有资本逻辑，但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时代思潮的表征。“所以我认为所谓‘破圈’，其本身具有历史化的概念，又是相对于他者而成立的概念，所以才会有‘破’这个动作——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用破了，直接就是圈里和圈外。”结合专业考察，姜肖判断现在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如果青年作家有对经典化内容和形式的破圈的冲动”——比如这两年频频被提起的作家班宇和王占黑，他们从豆瓣“破圈”出来，获得各类奖项，入选各种选本，被文学界广泛接受，“这其中也涉及媒介转型与小说叙述形态的变化。”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姜肖

讨论临近结束，樊迎春提出了也在我心中打转很久的问题：我们何必“破圈”？是什么让我们觉得“破圈”是实现文学的根本性的任务？是不是以一个非常潮流的概念就能达成古老的目标？在恶补完全三季《脱口秀大会》后，樊迎春最直接的感受是他们始终在强调的是脱口秀这碗饭也不好干，喜剧行业很难做。这种“人生实难终生皆苦”的感受，让她想到了青年博士们聚会时一定要相互吐槽的“你今年发几篇C刊”“你今年拿了几个项目”……但相互安抚、纾解压力、共享焦虑并不是“破圈”之后所希望看到的。观众或许也并不热衷于观赏李雪琴和杨笠与自己身上那份相似的“丧”，而更注目的是她们的高人气与高讨论度——所谓的世俗性的成功。樊迎春总结脱口秀节目的“破圈”，大致因为敢于以举重若轻的方式冒犯、嘲讽和否定日常不太敢公开讨论的东西，这种言说方式可能为当下所谓的青年人提供了一种心里的补偿机制，使大家从中获得一种爽感。此外，脱口秀还试图表达某些价值观，比如李诞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人间不值得”等，试图传递一种所谓“高级”的价值观念。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博士后樊迎春

这些特质让人本能地产生兴趣，却也让“樊迎春们”本能地产生警惕：以好笑为根本原则的工具理性、闭目塞听般的世俗性快乐、逃避虽可耻但有用的价值观是否正确？“所以我觉得那些贡献点击量的人，没有考虑过对悲剧性内核的理解。”更重要的问题是，“破圈”之后我们怎么样了？比如某某某的粉丝去豆瓣给某某某的书打低分，为了练手速和增加经验值，这样可以给他的偶像再打高分……“破圈”之后的弊端已经影响到其他的圈层，“破圈”所带来的不仅只有优势。“我们也可以注意当下的青年文化，有李雪琴式的‘丧’，也有吴京式的‘战狼’。我们吐槽的‘九九六’很怂是青年文化，在海淀法院外站了一整天支持弦子性侵案的人们也是青年文化。”

樊迎春认为，所以如果青年写作要实现真正的“破圈”，最重要的还是理解和包容世界的多元和复杂，能够明白真正打动人的质素什么，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如果问我如何破圈，我的答案可能是放下傲慢的姿态，各司其职。”樊迎春说，“因为只有各司其职，只有调动各个圈层真正的本质性的优质的活力，才能让各个圈层映照彼此，找到自己根本性的优势。最重要的还是夯实各个圈层所谓的底线，然后才能产生一些真正的外部性。”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写作中心主任助理翟文铖、张晓琴主持本期工作坊

检索“破圈”“出圈”“凡尔赛文学”“内卷”等等正在潮流浪尖上的热点词，可以发现文学圈已经对其展开陆续的阐释。近一年前，唐诗人在文章中谈到，要想“出圈”就必须把目光拉回到我们自身的文化现实上里，“作家和研究者都需要主动打破传统的圈子化规矩，从圈外寻找思想资源来维系活力。这活力不是‘活动力’，而是创造力。要有大的创造力，作家和学者就必须‘下沉’，沉到最基础、最真实的生活现实、文化现实中去，发现真正的现实痛点，生成最鲜活的思想话语。是真的创造、有真的思想，‘出圈’就是顺理成章之事。”（《创作“下沉”，批评“出圈”》，《文学报》2020年1月23日）在最新一期的《文艺报》“新力量”专刊中，徐刚将“出圈”列为2020年精神生活的关键词之一，并从创作“出圈”谈到批评“出圈”。徐刚认为纵使当下的文学批评面临着“被时代抛弃的不安”，但也无需为打破圈层壁垒而刻意“圈粉”：“批评固然无处不在，但真正有效的批评，或许有时候只能是少数人的志业。因此，在这样的融媒体时代，批评一方面要拿出改变的勇气，去了解现实，适应现实的变化，但有时候也需要有自己的定力，不能自乱阵脚。”（《出圈——从文学“出圈”说到“学院派批评”》，《文艺报》2020年12月21日）而就在一周之前，作为“2020收获文学榜”系列活动之一的“无界对话：文学辽阔的天空”研讨会上，据说也上演了一场对文学“圈内自萌”的批判与文学“鄙视链”吐槽大会。两篇各具特色的深度报道中，都关注到了何袜皮对文学边界的比喻，“那是很模糊的边界，就像是左右滑动的光亮调节器，而非‘非暗即明’的电灯开关”；以及严锋所理解的文学“越界”：越界，并不是“我要成为你”，而是“我要理解你”。（施晨露《文学鄙视链，编剧最底层？》，上观新闻2021年1月7日；罗昕《打破 “圈地自萌”，文学内部对话的可能与限度在哪里？》，澎湃新闻2020年1月8日）

“把xx作为方法”之后，突破原有的阈限，进入更开阔的场域，着实是当下青年文学的一种共识。我们寻觅“可能性”，呼唤“真的恶声”，追求不停歇的“文学革命”，一股有效的、活跃的文化力量总归要在适合当下的躯壳里影响社会，这是文学常读常新的常识，更是亘古不变的艰难。让青年们分享这份艰难吧，“破圈”之后，仍有一场场漫长的伊萨卡之旅：它充满冒险，还有发现。（中国作家网 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