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秋天，我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创作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与鲁迅文学院联合培养），有幸倾听了诸多精彩的课程。在课堂上，老师多次以格非早年创作的先锋小说为蓝本，探讨作家如何在写作中有意识地运用无意识资源的话题。这让我受益颇丰，并产生了阅读格非早期小说的迫切冲动。我念本科时，购有一册他的文学评论集《塞壬的歌声》，后来跟踪阅读他的“江南三部曲”，但确实没有接触过他早期的先锋小说。我买来了他早期中短篇小说集《褐色鸟群》，读后大吃一惊。我当时就替自己感到特别遗憾。要是在初学写作之时，就接触到格非、苏童等先锋小说家的作品，我写作的路数与风格，一定与现在有霄壤之别。

我的写作走了相当长的一段弯路。这与我的阅读史密切相关。18岁以前，除了语文课本上那些经过专家手持放大镜甄别过的文章之外，鲜有接触课外读物的机会。学校也是设有图书馆的，但阅读课和美术、音乐课一样，无不被语、数、外等学科教师冠冕堂皇地征用。后来终于离开小县城，到大学念书，可以自由出入阅览室和图书馆了，但借阅的多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史价值”远远高于“文学价值”的作品。作为一名中文系学生，自然也读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毕竟学院开设有外国文学课程，但囿于在过去形成的阅读惯性，对那些日后将被我视为珍宝的作品十分排斥。譬如，多年之后，我对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爱不释手，有一次才隐约想起，我在读本科期间其实是读过节选本的，只是时常被那些比豆角还要长的名字折磨得昏昏欲睡。

阅读决定了写作的起点。这是我写作十余年后才悟出的道理。我们从一个人的作品中，可以判断他的文学修养，亦可以找到他的精神源头。鲁迅先生的小说，为什么一出手就那么成熟，且不同凡响？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小文章里交代，他写作《狂人日记》，“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正是这百来篇外国作品，让鲁迅先生在潜移默化中习得了“小说作法”。从《狂人日记》始，观照中国百年新文学史，但凡真正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作家本人必然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和影响。我们熟知的当代作家中，莫言、余华、苏童、格非、马原等小说家，在创作早期无不取法外国文学。余华在一篇文章里就谈到，他在最开始写作时，就受惠于川端康成与卡夫卡的滋养。莫言也在一个文学活动中坦言，他早期发表的作品，受到茨威格、科塔萨尔、马尔克斯等作家的影响。

为了弥补阅读先天不足的问题，我现在每年都会购买大量书籍，以外国文学居多。但凡看到我比较信赖的出版社引进了我感兴趣的外国作家的图书版权的消息，都激动不已。比如某一天，我在朋友圈看到师友推介比利时作家雨果·克劳斯的史诗级巨着《比利时的哀愁》和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杰出小说《我们的土地》的消息后，就经常登陆网上书店关注这两本小说是否已经上架。这些可能给我的写作提供营养的作品，都能让我感受到一种隐秘的兴奋，如果不将它们买回来，心里总不痛快。这种对好书的占有欲，与女孩对漂亮衣裳和漂亮包包的占有欲一样，带有某种病态性质。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倒是很好地彰显了经典作品的魅力。那些在字里行间见得着博大胸怀的作品，确实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我注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挪威、捷克、阿尔巴尼亚、土耳其、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国家，虽然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比较小，却都出现过多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以爱尔兰为例，曾出现了叶芝、乔伊斯、奥康纳、贝克特、谢默斯·希尼、科尔姆·托宾等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文学现象，不外乎文学传统、文学教育与阅读习惯的影响。

我还有一点特别切身的体会：遇到创作瓶颈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它们会让你获得一种豁然开朗之感，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叙述腔调，获得继续写下去的勇气和力量。当然也可以听一听文学课，这是另外一种“阅读”。2017年夏天，我曾冒着酷暑到南京大学去听课。在文学院二楼的那间会议室里，一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资深教授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给我们专题讲授后现代主义。他举例讲解后现代主义不确定性的创作原则，让我脑洞大开。这一个上午的文学课，让我受用终生。这位我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确定姓名的教授，激动地将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称为“珠穆朗玛一样的存在”，实在可爱。

不管是阅读，还是写作，最终都是为了完成自我的确认。我将继续在这条路上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