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苇:希望成为一位白发苍苍还继续成长的作家
诗人沈苇赞同里尔克所说“只有在第二故乡才能检验灵魂的强度和载力”,所以大学毕业,诗人沈苇义无反顾远行新疆,是青春期行为,也是因为边疆无法抵抗的诱惑力。
三十年间,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写新疆,诗歌、散文、旅行手册、文化研究……2006年初访沈苇时,他说,想写出一个“立体的新疆”,以后有可能的话还想写有关新疆的小说、童话等。
三十年后,沈苇又到故乡,生活在杭州,供职于高校。如果说当初离开,是为了蒸发掉一个“水乡人”身上多余的水分,如今沈苇的归来,则是为了保持自己身上最后的水源和水分,不要让自己蒸发到干旱、干涸。
游子归来,重新发现江南。这几年,沈苇双管齐下创作《诗江南》和《论诗》两部诗集,前者是“返回根子的诗”,后者体现了理论的自觉。他的写作也从“新疆时期”进入了“江南时期”……
——楔子
大学时期,艾略特和波德莱尔帮助他
摆脱了浪漫主义“泥淖”和感伤主义“迷途”
舒晋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沈苇:1983年至1987年,我在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大学四年,主要在写小说,到大三大四,读到艾略特《荒原》、波德莱尔《恶之花》等作品,大开眼界,对诗歌的兴趣日增,开始尝试写诗,对诗歌的理解也完全不同了,以前只知吟哦徐志摩、戴望舒等,外国诗歌也只读普希金、雪莱、拜伦等人的作品。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小说观念也大变,几乎是颠覆性的。大学毕业后,去了新疆,就彻底转向了诗歌,只写过两三篇小说,当然还写了几部散文集。所以,我对自己30多年写作生涯的自我评介是:一个持续的诗人、一个未完成的小说家、一个额外的散文作家。
舒晋瑜:能否谈谈您早年的诗歌训练?早期走上诗歌创作之路,对您影响最大的诗人诗作有哪些?
沈苇:大学时期影响最大的还是艾略特和波德莱尔,他们帮助我摆脱青春期深陷的浪漫主义“泥淖”的和感伤主义“迷途”。波德莱尔是第一个“象征派”,他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发端;波德莱尔对“恶”和“丑”的洞察可谓惊世骇俗,有一种绝对的人道主义在里面,他的“病态”与歌德的“健康”有着同样的高度。艾略特的《荒原》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记得当时是乃生向我推荐的,他现在已不写诗了,《荒原》对我是振聋发聩的,然而消化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还有艾略特晚期的《四个四重奏》,一首登峰造极的“时间之歌”,你再读读他《空心人》的结尾:“世界就是这样结束的:/不是砰然一响,而是呜咽一声。”这完全是一个“现代的声音”了;艾略特的“去个人化”对我影响至今,地域性写作我也是主张“去地域化”的。后来还有里尔克——大学毕业一年后,1988年秋天,我带了不多的几本书,坐三天四夜的绿皮火车远行新疆,随身带的有一本德国诗人霍尔特胡森写的《里尔克》,三联书店出的小32开本,这本传记精彩极了,我在里面读到里尔克的一句话:“只有在第二故乡才能检验自己灵魂的强度和载力。”眼前豁然一亮,从此就爱上里尔克,这句话对我的新疆30年,一直是莫大的激励,可谓终生受用。
舒晋瑜:诗歌发表开始就很顺利吗?文学的伯乐是谁?
沈苇:刚开始,自然挺难的,主要“发表”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大学期间,只在地方内刊上发表过小说和诗歌。浙师大求学的最后两年,我和陈旭光等同学一起编《黄金时代》,他是主编,我是副主编,《黄金时代》是当时全国不多的几份铅印的大学生文学刊物(大多是油印的),在华东一带大学生中影响不小。我的诗歌写作起步较晚,19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基本没有参与,也看不太明白那么多的“流派”和“思潮”,有点蒙在鼓里,诗歌写作是到新疆后才真正开始的。说到处女作,是初三时曾祖母给我讲的两个民间故事,我经过整理改编后发表在《湖州报》上,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像模像样发表的一首诗歌处女作,当属一百多行的小长诗《故土》,第一次返乡探亲在老友舒航的单身宿舍里写的,几乎一气呵成,1990年参加河南《大河》诗刊举办的首届“大河杯”全国诗歌大奖赛,获第一名。当时,蓝蓝在《大河》当编辑,记得是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并寄了300元奖金。这笔钱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用它买了一套台湾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全集》,共65本,从普吕多姆收录到米沃什。说到文学伯乐,各个时期都有帮助过我的好人,知遇之恩,感念在心。最大的文学伯乐,是新疆大地。感恩那片伟大而多元的土地——启示录般的亚洲腹地曾经收留过一位闯入者、漂泊者和异乡客。
用30年做了一个长梦
“在异乡建设故乡”试图成为“他乡的本土主义者”
舒晋瑜:为什么选择新疆?
沈苇:一种青春期背井离乡的冲动,然后付诸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喜欢大城市,那时的青年、特别是文学青年,对边疆充满无限的想象、神往和热爱。1980年代把我们这些喜欢往边疆跑的文学青年称为“盲流”——“盲目流动的人”。我到新疆时,杨子、北野、朱又可等“文学盲流”已比我提前一步到了,后来他们却比我早一步离开了新疆。再者,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江南人——我出生的村庄在运河边,老家湖州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我身上与生俱来的水分太多了,要去新疆沙漠把自己身上多余的水分蒸发掉一些……
舒晋瑜:《新疆词典》《新疆诗章》……您写了很多关于新疆的作品,能否谈谈您在新疆的创作状态?
沈苇:新疆时期出版的20多部诗集、散文集、文化研究着作等,大多与新疆有关。诗歌写作是持续的,没有中断过。阅读也发生了变化,关注点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转向对新疆多民族文学、地方文化的浓厚兴趣和深入研读,史诗、方志、野史、民歌等,推而广之也大量阅读中亚西亚文学。而且渐渐地,将“阅读”与“漫游”结合起来了。1999年出版的读诗随笔集《正午的诗神》是对西方文学的“拿来主义”(2018年修订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而2001年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撰写新疆第一部自助旅行手册《新疆盛宴》,则是对新疆大地的大面积漫游和“系统阅读”。半年多时间,我走遍天山南北,行程两万多公里,记了二十多个本子,拍了一百五十多个胶卷,“行万里路”之大不亚于“读万卷书”。此后,陆续写了几部散文集,如《新疆词典》《植物传奇》《喀什噶尔》等,还写了国内第一部“诗歌县志”《鄯善 鄯善》。散文随笔集中,《新疆词典》最有代表性(200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201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增订版),111个词条,10种左右的文体,可以对应新疆的丰盛多元。
舒晋瑜:诗集《新疆诗章》、散文集《新疆词典》和自助旅行手册《新疆盛宴》被誉为跨文体“新疆三部曲”。新疆对您的生活和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沈苇: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对我个人而言,将是恒久而深远的。“诗和远方”这句话,现在太流行了,凡是太流行的东西,文学都要反对。如今听到这句话,我会起鸡皮疙瘩。但一个人与“远方”的相遇,会化为自己的内心图景,绵延不绝,它就在心里,再也不会丢失。正如故乡、语言、死亡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现在我回到了南方,却感到自己还随身携带着一个“远方”,常为那片土地牵肠挂肚。30年像梦一样过去了,我曾用30年时间“在异乡建设故乡”,试图成为“他乡的本土主义者”,也用30年做了一个长梦,人生如梦,西域似幻,它已经内化了,化作我灵魂的一部分了。
舒晋瑜:您和新疆的诗人作家往来多吗?您愿意如何评价诗人昌耀?
沈苇:往来很多,各民族作家都有交往。新疆从前是47个民族,现在因为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迁居、融入,已有52个民族。少数民族文学是新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在西北,昌耀先生在世时,却一直没有机会与他见面,这是我此生很大的一个遗憾。1995年,我的第一部诗集《在瞬间逗留》出版后,昌耀写过一篇评论《心灵率真的笔记》,发表在我曾主编的《西部》的前身《中国西部文学》(1996年)。我至今珍藏着昌耀先生的手稿,文章写在方格稿纸的背面,铅笔字,淡而内敛的笔迹。昌耀先生是2000年3月23日去世的,应《南方周末》之约,我3天后写了纪念一篇文章《大荒中的苦吟与圣咏》,周涛也写了一篇,《南方周末》组合我俩的稿子整版刊发,这大概是国内最早的纪念文章了,有意思的是却出自两个新疆人之手。昌耀去世至今,他的影响力还在上升,这是一位活在我们中间、并将继续活着、还将活在未来的诗人。国内研究昌耀的人不在少数,耿占春、燎原、张光昕、程一身、马钧等都写过很好的专着、传记或长篇专论。昌耀后期写了一批散文诗,孤独、忧郁、悲怆,质量很高,但关注的人比较少,我常给写散文诗的朋友说,要向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鲁迅的《野草》和昌耀的散文诗学习,但能听进去的人不多。
新疆是“翅”,江南则是“根”
他写的是归来者的诗,寻找自己生命之源、文化之根的诗
舒晋瑜:在新疆生活工作了30年,2018年年底重返江南,是什么契机?
沈苇:三十年前,一个水乡人感到自己身上的水分太多了,要去新疆沙漠蒸发掉一些,三十年后,这个水乡人感到蒸发得差不多了,再蒸发下去就有变成“木乃伊”的可能,于是百感交集地回来了。返乡前一年,我父母发生了车祸,虽没有危及性命,但成为我决定回来的关键因素。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我二十三岁离开他们,也是一种不孝。趁他们还健在,多一些时间陪伴他们,做做饭,说说话,一起在村里种菜……也是人生的一种补偿。
舒晋瑜:《诗江南》是您重返江南后为自己第一故乡创作的首部诗集,分为“故园记”“诗这里”“漫江南”三辑。这时,距离您写杭州的第一首诗《在西湖鲁迅雕像前》(1986年)已经过去36年。再写江南,是怎样的心情?
沈苇:我希望通过《诗江南》的创作,写出一种返回根子和根性的诗。新疆时期,我也没有彻底放弃江南题材的写作,譬如诗歌中的《故土》《庄家村》《清明节》《为植物亲戚而作》等作品,散文里的《江南六镇》《水晶宫与破房子》等,都有较广泛的传播度。生活在西部,对故土难于“断舍离”,但写作是断断续续的,作品数量不大,不成规模。重返江南后,得以静下心来,全神贯注地去拓展这一主题。新疆是我的“翅”,江南则是我的“根”。我写的是归来者的诗,寻找自己生命之源、文化之根的诗——“返回根子”就是“返回源头”。《诗江南》有地域性,或者说一种鲜明的“江南性”,但通过“去地域化”的努力和自觉,去抵达诗的普适性。我在诗集自序中说,“曾经,我逃离一滴水的跟随,却被一粒沙占有。30年足够漫长,却转瞬即逝。而现在,我要做的是,用一粒沙去发现一滴水,用一片沙漠去发现一条运命之河,用海市蜃楼去拥抱江南的山山水水……或许,我还可以用一双沙漠木乃伊的魔幻之眼,去重新发现江南……”
舒晋瑜:回到杭州进入“江南时期”,在浙江传媒学院任教并成立沈苇工作室。能否谈谈这几年的生活和创作状态如何?
沈苇:回来已4年,经过了一个调适期,已进入一个比较好的创作状态。现在,每天基本上不是在读,就是在写。阅读和写作,已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浙江传媒学院是一所年轻而有活力的高校,对文艺创作也十分重视。学校给了我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读与写,是我热爱的生活方式。我平时给学生上课,讲丝绸之路,讲诗歌。这几年,我也走了长三角特别是浙江的很多地方,重新认识这片我“出发”与“回归”的土地。
舒晋瑜:南浔、塘栖、西塘、乌镇、周庄……《诗江南》中收入很多写江南小镇的诗,和之前写新疆之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创作的差异,对诗人来说应该是特别珍贵的吧?
沈苇:诗歌本身就是“大”与“小”的混合体,一味求“大”,容易大而无当,一味求“小”,也是一种拘泥。在地舆和象征上,新疆是“大”,江南是“小”。你提到的几个江南小镇都很有特点,譬如南浔的中西合璧、乌镇的主题公园式、西塘曾经的原生态,相互之间大同小异,但这个“小异”还不小。小镇虽小,但五脏俱全。我大概在新疆的“大”中呆久了,现在对“小”的事物越发有兴趣了:小镇、小村、小路、小河、小鸟、小树、小草……江南充盈着“小”,所有具体、细微、值得珍视的“小”,构成了江南之“大”,构成了广义的“大江南”。诗是“大”与“小”缔结的同盟,它打破个人与他者、世界的边界,悲欣交集,雌雄同体,主客冥合……对我个人来说,诗还是“远”与“近”的混合体,如何做到真正的“南北交融”,是我一直在期待并追求的,有咫尺天涯,还有天涯咫尺,人还有南人北相、北人南相呢。鲁迅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北人与南人》),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两人都在地理和文化上论述了一种大势。倘能将鲁迅所说的“厚重”和“机灵”、梁启超所说的“气概”和“情怀”有效结合起来,化为己有,化为自己的个性与风格,无疑,对于我们今天的写作,对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都将是一种重要的提升和超越。
舒晋瑜:2022年6月1日,您的诗集《诗江南》荣膺第二届“屈原诗歌奖”。您对屈原有怎样的理解?
沈苇:诗经和楚辞,代表了中国诗歌南北两个伟大的传统。正如“言志”与“缘情”,代表了中国古典的两大诗学观,彼此依存、交融,有时又充满冲突。屈原是第一位将“言志”与“缘情”完美融合的诗人,留下哀伤、幽思而华美的诗篇,成为我们的精神源头之一。只说浪漫主义,是把屈原简化了,《离骚》中还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玄幻文学、博物学、音韵学等等,屈原是一种“融”和“荟”。“诗言志,歌永言”,屈原其实是一个抑志者——志抑而言志,“发愤以抒情”,加入澎湃的缘情。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实名制诗人,站在我们精神源头的巅峰诗人。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位当代和当下的诗人,我们血脉、基因和身边的诗人。
诗歌从来不是分行的论文和论述
“以诗论诗”也不能变成象牙塔里的沉思默想
舒晋瑜:能否谈谈《论诗》?为什么采取以诗论诗的形式?
沈苇:《论诗》已写了300余首,都是4行至10行的短诗,第一部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文论诗”,在中国传统中历史悠久,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是开创之作、经典之作,而“以诗论诗”这个新体制,则为杜甫首创,这里指的是他的《戏为六绝句》,还有《解闷十二首》也属此例。唐末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比较系统化的“以诗论诗”,但今天我们主要将它归于古典文学理论。宋苏轼、陆游、杨万里,金元王若虚、元好问,明方孝孺、王士祯,清袁枚、洪亮吉、龚自珍等,都写过论诗绝句。其中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体量最大,质量最高。杜甫和元好问,无疑是“以诗论诗”的高手、高峰。在西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有一个“以诗论诗”的显着现象,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等,都写过这方面的作品;现代主义之后,从波德莱尔、瓦雷里、里尔克到奥登、博尔赫斯、希尼、斯奈德等,都有过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感应》(又译《应和》《通感》)直接“以诗论诗”,认为诗人是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中介(惠特曼说是“和事佬”),各种感觉在宇宙中交融、统一,“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呼应”,从而可以汲取“普遍的一致的迷醉”。
舒晋瑜:《论诗》已经写了300百多首,为什么会有这么喷薄的诗情?
沈苇:白话文运动之后,我们古典的“以诗论诗”传统没有很好地承继下来并加以光大,这令人有些遗憾。现代文学中,出现过零星一些篇什。到了当代,也未见有关此类的专着。前些年袁行霈先生写过《论诗绝句一百首》,评述历代诗歌和诗人,仍采用七绝形式,主要以今天视角向古典传统致敬。陈先发的两卷本《黑池坝笔记》十分出色,主要是断片式的随笔体,有不少诗歌体,也就是说在“以文论诗”中加入了“以诗论诗”。“以诗论诗”可以涉及诗歌写作和诗学问题的许多方面,也关乎诗人的身世、境遇、性情等,在今天,可视为一种“元诗歌”。这些短制,已持续写了两年多,与《诗江南》是“双生”,互为镜鉴与激励,它们大多写于杭州钱塘大学城和湖州庄家村,有的写于外出旅途,甚或航班、会议间隙和疾驰的高铁、汽车上。写作过程是愉快的,诗句常常突如其来,好像在主动寻访一位写者、召唤者,但我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看作“灵感”的眷顾与莅临。我一直认为,诗歌从来不是分行的论文和论述, “以诗论诗”也不能变成象牙塔里的沉思默想。即便以诗歌样式去论诗,除了思想性,还要有必要的可读性。与此同时,情感、张力、感性、具象、细节、语感、口吻等,都是一首诗(哪怕只有短短几行)不可或缺的要素。我的“以诗论诗”,更接近“诗之思”与“思之诗”的混合体,一种瞬息化凝固下来的个人“正念”。
舒晋瑜:学者敬文东认为,“《论诗(内置)》恰可谓沈苇以新诗论新诗的总纲、方法论和整体思路,甚至还是诗集《论诗》的结构原型。”他注意到您用暗示、类比、隐喻、双关等纯粹诗的步伐、诗的气息和诗的口吻,去论述新诗该有何种颜值、腰身、纹理与心性。您如何看待他的评价?
沈苇:敬文东是一位博览群书、具有旺盛原创力的学者、诗评家。几年前我还读到过他的一个10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韦小宝自述》,接近于小长篇了,其强大、娴熟的叙述力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彻底惊艳到我了。唐晓渡、耿占春、陈超是中国50后诗评家中的“三剑客”(陈超兄纵身一跃离开这个世界,不觉已八年了),敬文东是60后诗评家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序言,自然是内行之言,也是知己之言。他说我“愿意迎难而上,试探着为新诗赋予谈论新诗的能力”,《论诗》是“一个体量宜人的决心”,我深以为然。
舒晋瑜:您的诗学主张是什么?
沈苇:我不赞同思想的定势和固化,所谓“主张”,也主要是对自我的提醒与警策,况且每个年龄段对诗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诗,是语言的行动,是布罗茨基说的“道德保险柜”,我认为还是人类美善之心和求真之心的保险柜;诗,是对虚无的反抗,是诗人终于在虚无中抓住的那么一点光;关于诗是“言之寺”的说法,也同样精彩、精辟——你把汉字的“诗”拆开,一边是“言”,一边是“寺”,这样,诗就是语言的寺庙了,写诗的人呢,则是语言寺庙里的和尚和尼姑,一群人在里面修行,有的人变成了假行僧、花和尚、疯和尚,有的人勤奋、悟性高、修得好,最后修成了正果。诗与人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从时间眼光和品质要求来看,写诗的这群人,大约如此——诗人也是“寺人”。
舒晋瑜:您希望成为怎样的作家?
沈苇:一位白发苍苍还在继续成长的作家。
关于阅读。活人的书正在经历死亡、淘汰的过程
只有“少数”能够活下来
舒晋瑜:《书斋与旷野》中,收入“关于阅读”一文。您愿意回忆下自己的童年阅读吗?
沈苇:我出生在农村,家里没有祖传的藏书,童年的阅读是苍白的、可怜的,家里只有几本连环画,还有一些报纸。中学图书室有藏书,主要是唐诗宋词、删节本四大名着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记得初三时,我偷过父母亲的一块钱,用0.98元买了一本司汤达的《红与黑》。去年在乌镇戏剧节上观看孟京辉执导的话剧《红与黑》,一边看一边心生羞愧,这是我唯一一次偷拿家里的钱。到大学,才打开了阅读的缤纷世界。
舒晋瑜:您好像认同台湾作家王兴文“浏览不是阅读,快读等于没读”的观点?那么您的阅读基本都是慢读?能否谈谈您的阅读方法?
沈苇:我们已进入一个“泛阅读”和“浅阅读”的时代,所谓“泛”和“浅”,就是丧失了“读书—读书籍”那种凝神专注,茫然四顾,是一个24小时充斥各类信息的世界,资讯泛滥,影像过剩(特别是图片、短视频),看上去人人都是见多识广,其实大多数人都在一个自缚的“茧房”……我们伟大的汉语在退化,年轻一代的汉语能力、书写能力,堪危!审美、对语言的敏感也在退化。我们号称年人均读书是4本,其实3本多是教辅材料。以色列人呢,年均65本。2009年我去过以色列,听说了一个故事:孩子周岁礼时,父母拿来一本《圣经》,封皮上滴几滴蜂蜜,然后让孩子去亲吻,孩子自然要去舔蜂蜜、吃蜂蜜,这样,从小就在孩子心里留下一个深刻记忆——“书是甜!”这个周岁礼十分了不起,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还有一件事,我住在加利利湖边,湖边有许多墓地,墓地里大多放了书,我很惊讶,就问当地作家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啊,墓地是要放书的,如果我们的先人半夜醒来没有书读,会生气的,这怎么行呢?!所以就读书这一点,我对以色列人十分佩服。王兴文说“浏览不是阅读,快读等于没读”,也说得好,他所说的“慢”,是对“泛”和“浅”的有效抵御。他写作也慢,每天只写三五百字,有一部长篇居然写了二十多年,还主张一生读50本好书,但要反复读。至于阅读方式,我个人主张“粗读”与“精读”结合,特别是曾经影响过你的经典作品,要重读,过几年就读一次,每个年龄段对同一本书的感受和理解是有所不同的。还有,把外国作家、中国古代作家当作当代作家、你认识的或身边的作家来读,这是一个诀窍,会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舒晋瑜:对于如何处理家里的藏书,您是怎么做的?去新疆时,您带了哪些书?离开新疆,三十年的藏书又是如何安顿的?
沈苇:如何处理家里的藏书,是困扰许多老年知识分子的一个难题:家有数千上万藏书,子女不一定喜欢读书;送给图书馆,图书馆的人说书已经爆满了;弄不好自己死了后,不肖子孙们会把它们当废品处理掉。所以他们很是苦恼。我曾呼吁我们每座城市建一个“书的公共墓园”,使这些书有一个好的归宿,国家不妨再设一个“书的清明节”,每年这个时节我们去祭扫先人墓时,顺便去祭奠一下这些封存的、不被阅读的书,酣畅哭一回,即便流出一点“鳄鱼泪”,也是好的。我去新疆时,带了不多的几本书:《红楼梦》《唐诗三百首》《歌德谈话录》《百年孤独》等,还有前面说到的霍尔特胡森写的《里尔克》。新疆30年,积累了一万多册藏书,去年搬家时,淘汰了感觉不会再读的三分之一左右,运回来了100多箱书。
舒晋瑜:您有怎样的阅读习惯?现在也仍保持着睡前阅读诗歌的习惯吗?有哪些诗人诗集是您的“枕边书”?
沈苇:现在只要有时间,我会较快进入阅读状态,无论在家、工作室还是旅途上。至于“枕边书”,跳跃性很大,昨天是欧玛尔·海亚姆,今天是阮籍、汪元量,明天可能是朋友出版的一本新诗集了。
舒晋瑜:在高校,您是否经常和学生交流阅读感受?或经常向学生推荐图书?
沈苇:经常交流,不管学生听得进去还是听不进去,总之反复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即便自言自语也不要紧。不必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简单扼要地说,你读什么样的书,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我开了两门公选课:《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赏析》和《丝绸之路上的植物文化》,给学生推荐的书目,不只是诗歌和文学,还有许多文化类的。阅读要尽量杂一些,有效性却源自于“精”。
舒晋瑜:在写作过程中, 是否不断要从书中需求帮助?
沈苇:不是帮助,是助佑——帮助和保佑。毛姆说“阅读是一座我们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既然是“避难所”,就有保佑功能了。好的文学和诗歌中,都有一个“天使”,或者说有“天使的声音”和“强烈的存在”,藏着一个里尔克意义上的“天使”:“谁,倘若我叫喊,可以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其中一位突然把我/拉近他的心怀:在更强烈的存在之前/我将消失……”(《杜依诺哀歌·第一哀歌》)“天使”把我们拉近,进入他的“心怀”,并使“主体”消失——阅读和写作一样,都使我们摆脱“时间在场”的焦虑和困扰,使时间变成一个“不在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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