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本”：从词语到范畴

“探本”作为本文第一关键词，它最早在《谈艺录》露面时，似是青年钱锺书偶尔一用的孤立词语（时32岁）。后来，钱锺书（1910—1998，下简称“钱”）撰《管锥篇》，又从不同视角论及“探本”（时62—65岁），即晚年钱着已将“探本”从词语衍化为义蕴深邃的概念或范畴。

1942年脱稿的《谈艺录》是在论及袁枚（1716—1798，字子才，下简称“袁”）时始用“探本”一词的，说袁所谓“‘喻诗以禅始严氏’云云，亦非探本知源”。“严氏”即严羽（1193—1240），号沧浪，其《沧浪诗话》颇多处“论诗如论禅”，袁轻言“喻诗以禅始严氏”，钱指袁未臻“探本知源”。由此判“探本”之含义，首先是指在知识学或思辨上宜回到本应抵达的归宿，此即“知源”。若诉诸隐喻，形同“回家”。钱1947年撰文《说“回家”》，先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道家和禅宗，每逢思辨得到结论，心灵的追求达到目的，就把‘回家’作为比喻，例如‘归根复本’‘自家田地’‘穷子认家门’等等”；后又引德国诺梵立斯（Novalis）的箴言：“哲学其实是思家病，一种要归居本宅的冲动。”钱认为，若撇开唯心玄谈之嫌，“回家”“这比喻还是正确贴切的，因为它表示人类思想和推理时一种实在的境界”：“回是历程，家是对象。历程是回复以求安息；对象是在一个不陌生的、识旧的、原有的地方从容安息。我想，我们追思而有结果，解疑而生信仰，那些时的心理常是这样。”这无形中也就为“探本”下了定义。经此定义，“探本”也就由词语升格为概念。

说“探本”概念在《管锥编》又升格为范畴，是因为此书论及“探本”时，已不仅是在知识—思辨层面作文献学“探本”，且亦沉潜到发生学层面去探寻主体为何在此时此地作如此言说的心灵（心理）动因，所谓“析理探本，正复同出心源”。这就是说，文献学与发生学虽皆用“探本”二字，然彼此所“探”之“本”却迥异，不在同一档次。前者涉知识、思辨，属“工具理性”；后者涉心灵、心源，归“价值理性”。这就导致“探本”概念之外延溢出知识—思辨之“纸面”，而已力透价值—存在之“纸背”。也因此，知识学“探本”这一平面概念，也就飘逸地跃迁为足资涵盖价值学“探本”的复合型范畴。古人云“做诗功夫全在诗外”，今人也可说文献学“探本”之最后谜底，往往靠发生学“探本”去揭晓。

以此视角去观照《管锥编》的复合型“探本”，它酷似一座仪器，顶端装有一对“通观”“深察”镜头，可随机调试着用。“通观”镜头主要用作文献学“探本”（阅读表层），“深察”镜头主要用作发生学“探本”（人格深层）。

《管锥编》那座由“通观”“深察”镜头合成的方法论仪器很灵，能一下把《谈艺录》为何说袁枚诗话“并非探本”及其人格成因探到骨髓里。这就是说，《随园诗话》于“诗论尺度”“诗选幅度”所绽露的知识学短板，乍看是袁自信天分，“口角玲珑”，大凡“立说，每为取快一时，破心夺胆，矫枉过正”，不惮“英雄欺人”；追到人格深处，当是袁自“非目无智珠，不识好丑者”，只是“特乞食作书，声气应求，利名扇荡，取舍标准，自不能高”。更无须细论，当袁得意忘形，“乃比论诗于选色，而实托风雅为狭邪”，“佻放肆，荡检踰闲，盛名之下，占尽韵事，宜同时诸君之由羡生妒，由妒转恨矣”，其着名者即章学诚、赵翼等明斥袁“实乃名教罪人”。这反倒让钱着作为“批本随园诗话”的现代版变得好写了，因为透视袁的“立身—为文”关系远比透视李商隐来得爽快，李商隐《无题》诗不讳“放荡”，然立身未必“放荡”；袁则为反例，其诗话屡涉“放荡”，其行世亦身接“放荡”矣。

钱无心接踵清儒对袁落井下石。“袁氏才辩纵横，笔舌伶俐，二百年来，公论已定”，更无须讳言随园“此书家喻户诵，深入人心，已非一日，自来诗话，无可比伦”这一史实。这不是说清儒以降诟病随园者无甚意义，而是说类似“责难，大都学识勿足，心气未平”。故钱的自我定位是“窃不自揆，以《诗话》为据，取前人论衡所未及者，稍事参稽”，谦词矣。据笔者心得，钱之所以针砭随园，究其质，是更想从随园的“知识—人格”病灶中探取且提炼后世批评史家借以明鉴深省的“诗品伦理学”，以祈中华学术继往开来。用钱的话说，即“非敢好谤前辈，求免贻误来学”。

二、诗论尺度须诉诸“町畦”

无论古今，一部诗话或美学专着，若想在思辨上整体站住脚，首先取决于此书是否有类似“心脏”或“脑中枢”的逻辑起点。逻辑起点又叫“元概念”。“元概念”宛若生物的全息胚，该生物以后长成什么模样，根系于此。从系统论角度说，这叫“对前提条件的敏感依赖”。因此，当“元概念”最初被预设时，须讲究内涵的纯粹性，切忌被掺入“杂种”。这对着者来说是一大考验。故一个系统思辨修养了得的着者，为了谨防“杂种”对“元概念”的信息污染，其应对机制之一，便是在正面定义对象“是什么”之前，先澄清对象“不是什么”。克罗齐在这方面堪称西学典范。1912年其《美学纲要》问世，克罗齐在严谨地定义艺术“是抒情的直觉”（第229页）之前，先用整整一章篇幅来细述艺术既不“是物理的事实”（第209页）；“也不可能是功利的活动”（第211页）；更“不是一种道德活动”（第213页）；末了，被着者称为“最后的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否定”，“否定艺术具有概念知识的特性”（第215页）。

如上，“学术规范”粗看无涉袁枚，但在钱的眼中怕未必，否则钱不必说“余细按子才议论，知其胸中实未能化却町畦”一语。“町畦”何谓？置于“学术规范”框架，它是喻指学术书写若无愧学术，就务必在“有限语境说有效的话”，亟待在说明对象“是什么”时很明白它“不是什么”，即在“是什么”与“不是什么”之间划出边界。相反，若连对象“是什么”“不是什么”也辨不清，怕就会刚认对象“是什么”，转眼又说对象“不是什么”，这就自相矛盾，连起码的逻辑同一律也背离了。这诚然有悖一个着者须具备的“应知应会”即“责任伦理”了。《随园诗话》（下简称《诗话》）在这方面是否已犯病？是的，《谈艺录》诊断得很明确：正因为着者未能将其胸臆诉诸“町畦”，故“每执世之早晚，以判诗之优劣，此已与前说矛盾矣。且时而崇远贱近，时而雄今虐古，矛盾之中，又有矛盾焉”。

钱深知《诗话》之病根，是出在对“性情”（元概念）的涵义界定，从未澄明到“非彼即此”。然批评史界并非谁都看出了这一点。比如，郭绍虞立论随园“性情”是对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的“修正”，防范了公安派“真而带率，新而近纤的流弊，故其论诗，天分与学力，内容与形式，自然与雕琢，平淡与精深，学古与诗心，举凡一切矛盾冲突的观点，总是双管齐下，不稍偏畸的”（有人说随园达到了“艺术辩证法”），便是范例。钱不会轻易认同这些说法，因为他们如此“探本”随园的前世今生，未免漠视了随园“性情”在批评史上与沧浪“诗者，吟咏情性也”更具直系血缘。这仿佛是在勘探随园“性情”这座清亭的遗址，究竟用了明代三袁的旧宅基地，还是本就扎根在南宋沧浪故里。

但当钱道破随园“性情”拟是沧浪“情性”的清代后裔，未必无风险。钱明知随园非议沧浪处不少，但就是有本事从《诗话》读出随园论诗，实与“沧浪等执论冥契而不自知”。证据有四：证据一，钱发现“随园甚推杨诚斋”，而杨（万里）恰恰是沧浪于南宋诗坛唯一推崇的同朝诗家。证据二，有涉“深微”与“羚羊挂角”之关系，钱引《诗话》卷二，说“子才尝自言：孔子与子夏论诗，高岸深谷，泠泠然不见其里，所谓深微。乃沧浪羚羊挂角之先声”；钱又谓沧浪拈“羚羊挂角”四字无非喻指诗境重在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是也，这与篇幅长短无关，“短诗未必好，而好诗必短，意境悠然而长，则篇幅相形见短矣”。何谓“艺术辩证法”？这就是。甚至还有如此奇迹：长歌行只要有回肠荡气之神韵，“虽千万言谓之辞寡亦可，篇终语了，令人惘惘依依。少陵排律所谓‘篇终接混茫’者，是也”。这就正好与孔子所谓“高岸深谷之能微远”相对接。证据三，钱确认随园与沧浪皆心系“诗识”。沧浪所谓“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段话太有名，但另一句话或许更重要：“夫学诗者以识为主”。正是在这点上，随园与沧浪“心有灵犀”。钱引《诗话》卷三：“方子云曰：‘学荒翻得性灵诗’，刘霞裳云：‘读书久觉诗思涩’。非真读书能诗者不能道。又曰：‘作史三长才学识’，诗亦如之，而识为最先。非识则才学俱误，北朝徐遵明指其心曰：‘吾今而知真诗之所在’。识之谓欤”。证据四，有涉“禅”与“妙悟”，钱谓尽管“子才不好释氏，或未读其书”，“故不知禅即非禅，殊归一途，亦不自知其非禅而实契合于禅耳”。初读此语有点拗口，其实是说沧浪“论诗如论禅”无非修辞，或曰“妙悟”固然是禅家的看家本领，然也不宜把“妙悟”当作禅家“家私”或专利，仿佛若无禅宗，人世间也就从未有“妙悟”一般。钱说得很透，“悟乃人性所本有”“一切学问，深造有得，真积力久则入”，脑海深处也就会随机而生“妙悟”。这只是普世性的精神现象，但其“举小包大、立竿见景、神而明之”即“不期而遇”的心理活动形态，却又与禅宗酷似。也因此，钱小结道：“盖性之灵言其体，悟之妙言其用，二者本一气相通。妙悟必根植于性灵，而性灵所发，不必尽为妙悟；妙悟者，性灵之发而中节，穷以见几”而已，此即沧浪本意。也因此，当“子才引司空表圣（论诗“贵得味外味”——引者），尤机锋泄漏，表圣固沧浪议论之先河；与《李生论诗书》所谓：‘味在酸咸之外，远而不尽，韵外之致’，即沧浪之神韵耳”。钱不禁赞曰，此真可谓“要言妙道，心同理同，可放诸四海者耶”。

综上所述，提示有二：一是《谈艺录》的四个证据足以证明随园“性情”，委实是从沧浪“情性”那儿来的。二是这对堪称直系血亲的主词终究阔别了五百余年，这很难不让随园“性情”沦为游魂野鬼，挡不住清乾嘉年间的权门之诱与青楼之媚。于是，近乎“黑色幽默”的一幕也就戏剧性地落到随园身上：一方面，从批评史角度看，随园“性情”明明已侧身其诗学老家；另一方面，其内心又颇陌生，不敢认沧浪“情性”是其诗学老家。因为他那颗弥满翰林傲气、市场浊气、闺阁脂粉气、极不安分又自以为是的性灵，实在与沧浪那颗持身若崖、清刚雅正的诗魂有云泥之别。用钱的话说，即“随园喜作风类己，遂标榜耳”。这无异于埋下祸根，所谓“随园喜作风类己”，无非说他骨子里就没想过，应在作为“诗论尺度”的“性情”与“作风类己”之间划出边界（“町畦”）；所谓“遂标榜耳”，则直白地说随园是将其清浊莫辨、业已滥情的私己“性情”，无顾忌地放大为公共性的“诗论尺度”。进而，其“诗选幅度”也就像溃堤洪水，鱼龙混杂、“宁滥毋遗”地风靡横溢。据《谈艺录》载，随园“诗论”不纯、“诗选”不雅之评议早流播海外，以译汉诗闻名的英国人Arthur Waley就有此言：“欲观恶诗，须阅《随园诗话》”，钱称他“殊具识力”，且随即道：“自有谈艺以来，称引无如随园此书之滥者。尤以卷八引青田才女柯锦机调郎五言绝，为极粪土之污。子才不惜笔墨，一至于斯”。

现在总算清楚了，随园为何从不让“性情”（诗论尺度）诉诸“町畦”（逻辑界定），根子就在随园从未想过要从思辨上去定义“性情”“是什么”“不是什么”。当随园连应视作“元概念”的“性情”“是什么”“不是什么”也无界限意识时，其“性情”在逻辑上就算不上是“元概念”，而沦为不讲逻辑规范、只讲任性自炫，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的“玩意儿”了。这是任何正经诗话或诗学专着最忌讳的积习，因为它会从整体上腐蚀此书的诗品质量。系统论法则就是这般无情：当谁不在乎“诗论尺度”差之毫厘，其“诗选幅度”也将谬乎千里。这就是说，当随园不限定“性情”“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其《诗话》也就很难不从“什么都是”走向“什么都不是”。这是钱从随园读出的“诗品伦理学”第一定律。

三、深阅读在“全篇”不在“摘句”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钱从随园提炼的“诗品伦理学”第二定律。否则，无法解释初版《谈艺录》为何要用三分之一强的珍贵篇幅，去全方位地揭示随园在“诗论尺度”“诗选幅度”“诗例笺释”上的逊于“探本”或“探而不本”。中华书局1984年新版《谈艺录》是补订本，全书计622页，上半卷304页系1948年初版体量，下半卷318页系此书“补遗”。这就是说，《谈艺录》初版篇幅从第195—304页（计109页），竟都耗在随园身上。相比较，此书用在黄庭坚（第5—22页）、王国维（第23—25页）、李贺（第44—59页）、韩愈（第62—83页）、陶渊明（第88—92页）、王士禛（第96—110页）、陆游（第115—132页）、赵翼（第132—133页）、钱箨石（第175—194页）的篇幅，却依次只有17页、2页、15页、11页、4页、14页、17页、1页、19页。《谈艺录》对随园之用心用力，与此书对诗史暨批评史的其他诸家相比，为何厚此薄彼得极不对称？只有一个原因：随园在乾隆以降的批评史所享有的显赫影响与袁枚的学力、人品境况相对照，实“德不配位”暨“盛名之下，其学难符”。故《谈艺录》有胆气、有使命、亦有才学博识，要为批评史还一个随园的本来面目。本章侧重随园学识。

钱在评价赵翼（瓯北）诗时曾“予尝妄言：诗之情韵气脉须厚实，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语意必须锐易，如刀之有锋也。锋不利，则不能入物；背不厚，则其入物也不深。瓯北辈诗动目而不耐看，犹朋友之不能交久以敬，正缘刃薄锋利而背不厚耳”。把这段话移作诊断随园，几乎不改一字，便可掐住其命门。因为瓯北诗艺上的软肋，恰可影射《随园诗论》的结构性隐患：正缘其学识刀背不厚才制约其对“诗例笺释”的锋刃嫌薄，入物犹浅。故说随园也是“生平浪学不知株”可也。“株”，根本也。钱“按意谓不知学之根本或首要所在也”，即不足“探本”或“探而未本”也。

考辨随园的学识观，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即清代“初学读《随园诗话》者，莫不以为任心可扬，探喉而满，将作诗看成方便事。只知随园所谓‘天机凑合’，忘却随园所谓‘学力成熟’；粗浮浅率，自信能诗。故随园此书，无补诗心，却添诗胆。所以江河不废，正由涯岸不高；惟其平易近人，遂为广大胆主”。真可谓“羊毛乃出在羊身上”。这就是说，考察随园的生平言行，不仅要看他怎么说，又怎么做，能否“知行合一”；更要慎对他满嘴的“艺术辩证法”，乍听面面俱到“不稍偏畸”（郭绍虞语），细辨却是有玄关暗线在焉。比如，他虽说“天籁须向人工求”，但披阅随园全书，并不见他补白“天籁怎样须求自人工”。又如他表态愿像杜甫一般“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然其内心或许更想轻易地“取其神”，故其诗话永远不会披露他读书怎样“破万卷”。相反，随园更热衷于张扬的是他如何甚具天分（“磨铁可以成针，磨砖不可以成针”），仿佛其诗论既主性灵，所谓“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或谓“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也就不必真在学业博识上下苦功了。

故《谈艺录》一语道破天机：“夫直写性灵，初非易事。性之不灵，何贵直写？”这就是说，随园“直写性灵”虽语近韩愈“词必己出”，然韩愈何等巨子，其“文起八代之衰”的雄浑气象、精深学渊，岂是随园才子可以比肩？钱说对了，韩愈“词必出己”之“己”，是以孟子式的“万物皆备”、陆象山式的“六经相注”作根基的，而随园仅“浪学”文人而已。用章学诚的刻薄话说，“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章氏与随园是同世代人，彼此间多争讼，但随园心躁气浮，自恋于什么都懂，却懂得甚浅近陋的作派，难入章氏的法眼。岂止“难入法眼”，检索章氏1797年的一篇檄文《书坊刻诗话后》，简直把随园痛诋得一钱不值，不仅“其人不学无识”系“无知之徒”“无知小子”，更因他在经史方面的轻率笔墨而让“大抵经史学家，视如不共戴天，故竭力排挤”。钱是着眼“诗品伦理学”视角，而从150年前的随园身上提取古典样本的，故他也就特擅长从“诗例笺释”方面来追溯这位才子如何因肤廓“浪学”而难臻“探本”或“探而未本”的。

钱认为真正专业、经得起证伪的“诗例笺释”（无论对“名家”“大家”），第一步是须“读其全集”，以及对待笺释的诗章切忌“不玩全篇，仅知摘句”。这是任何讲规矩的“诗例笺释”事先须做的功课，即“深阅读”。“深阅读”是任何学术“探本”的必要条件，最起码亦最基本。否则，只能算是业余的“浅阅读”。《谈艺录》不讳言随园“诗例笺释”的业余性，毛病就在他既不读“全集”亦“不玩全篇”。

病例一，《谈艺录》细辨随园有两处点评东坡诗自相抵捂，盖缘自袁“以成见梗胸，不肯读其全集”所致。先是《诗话》卷三：“东坡近体诗，少蕴酿烹炼之功，故言尽而意亦止，绝无弦外之音、味外之味。”因这点评系“特称判断”并非“全称判断”，故钱有理由认其“论东坡语较平允”。后是《诗话》卷七：“东坡诗，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由于天分高，学力浅也。”钱不禁哑然生笑，不仅笑随园此语系“全称判断”而非“特称判断”，诚属出格，也就过犹不及；更是笑随园竟好意思说东坡比他“学力浅”，无怪钱反唇调侃：“盖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亦拙。”此“己事”当指“坡诗情韵不匮者匪少，如为子由所赋诗，即什九情深文明，子才轻心易念，未尝加意。盖子才读人诗，多注重近体，标举句联，而东坡之下笔开生面者，乃五七古，近体相形见绌”，然随园却“直以卷三论东坡近体者，推以为东坡全体耳”。这不正是“不肯读其全集”而让自己掉进沟里吗？

然笑点还未完。随园不是粗率地、一言以蔽之地嫌东坡诗“有才无情、多趣少韵”么？钱偏偏觅得一例，又给随园补了迟到一课。《诗话》卷十四很赞赏“严冬友尝诵厉太鸿《感旧》云：‘朱栏今已朽，何况倚栏人？’可谓情深。”随园即曰：“此有所本也。欧阳詹《怀妓》云：‘高城不可见，何况城中人？’”没料到钱其实更清楚欧阳詹诗原题为《初发太原途中寄所思》，原句曰：“驱马觉渐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钱按：“明是绵绵思远道，恨空间之阻隔，与太鸿之抚今追往，恨时光之消逝，大不相侔。”言下之意，当说随园似是而非地将欧阳詹怀妓诗“探”为太鸿感旧诗之“有所本”，是乱点鸳鸯谱了。更让人发噱的是，钱竟还搜出一首东坡《法惠寺横翠阁》诗：“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且说：“苟曰太鸿《湖楼题壁》末语‘有所本’，当举东坡诗也。不知随园若九泉有闻，会脸红否？

病例二，是《谈艺录》诊断随园在点评晁君诚与黄庭坚的两篇同题材作品的诗缘时所以失当，根子亦在随园自作聪明地“不玩全篇，仅知摘句”。《诗话》卷九：“晁君诚诗：‘小雨愔愔人不寐，卧听羸马龁残刍。’真静中妙境也。黄鲁直学之云：‘马龁枯萁喧午梦，误惊风雨浪翻江。’落笔太狠，便无意致。”幸亏钱对此来龙去脉熟识得如数家珍，辑录如下：

本事盖出《石林诗话》：“外祖晁君诚善诗，黄鲁直尝诵其小雨愔愔云云，爱赏不已。他曰得句：马龁枯萁云云，自以为工。以语舅氏无咎曰：吾诗实发于乃翁前联。余不解风雨翻江之意；一日憩于逆旅，闻旁舍有澎湃鞺鞳之声，如风浪之历船者，起视之，乃马食于槽，水与草龃龉于槽间，而为此声，方悟鲁直之好奇，殆适相遇而得之”。窃谓石林所记，即可尽信，亦未得此诗作意。《山谷内集·六月十七日昼寝》云：“红尘席帽乌骅里，想见沧洲白鸟双。马龁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天社注曰：“闻马龁草声，遂成此梦也。《楞严》曰：如重睡人，眠熟床枕，其家有人，于彼睡时，捣练舂米；其人梦中闻舂捣声，别作他物，或为击鼓，或为撞钟。此诗略采其意。以言江湖之念深，兼想与因，遂成此梦”云云。真能抉作者之心矣。夫此诗关键，全在第二句；“想见”二字，遥射“梦成”二字。“沧洲”二字，与“江浪”亦正映带。第一句昼寝苦暑，第二句苦暑思凉，第三句思凉闻声，第四句合凑成梦；意根缘此闻尘，遂幻结梦境，天社所谓“兼想与因”也。脉络甚细，与晁氏之仅写耳识者，迥乎不同。诸君不玩全篇，仅知摘句，遂觉二语之险怪突兀耳。

补白两条：一是如上“诸君”，首指随园；二是随园读不出山谷诗是对晁君诚诗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反倒微词山谷是对晁氏的“青出于蓝而逊于蓝”，就专业规范而言，当属随园散漫自负惯了，故“不玩全篇，仅知摘句”成痞矣。

随园不自省积学不厚、偏吐舌偏锋所诱发的“探本”病例，远不止如上所示。限于篇幅，故本章只想再添两则，有趣者可读作批评史“花絮”，有识者依旧视之为钱拟构“诗品伦理学”的精巧凭证。

凭证一，“春江水暖鸭先知”。

《诗话》卷三载毛西河对东坡诗“诋之太过。或引‘春江水暖鸭先知’，以为是坡诗近体之佳者。西河云：‘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焉？’此言则太鹘突矣。若持此诗论，则《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鸠、鸣鸠皆可在也，何必‘雎鸠’耶？止丘隅者，黑鸟、白鸟皆可止也，何必‘黄鸟’耶？”

这是随园难得为东坡说公道话。但钱仍嫌随园“探本”有所不爽。钱“按《西河合集·诗话》卷五有一则，记与汪蛟门论宋诗，略云：汪举‘春江水暖鸭先知’，不远胜唐人乎。予曰：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花间觅路鸟先知，此唐人句也。觅路在人，先知在鸟，鸟习花间故也，先者，先人也。若鸭则先谁乎。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以鸭，妄矣。”颇能诡辩。王渔洋《居易录》及《渔洋诗话》遂概括西河言为“‘鹅岂不先知’遂成笑枋……反驳亦未为不是，惜尚非扼要”。“扼要”，亟须掐中七寸咽喉。钱给出“标准答案”如下：

东坡此句见题《惠崇春江晚景》第一首：“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是必惠崇画中有桃、竹、芦、鸭等物，故诗中遂遍及之。正钟记室《诗品·序》所谓：“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先”者，亦“先人”也。西河未顾坡诗题目，遂有此灭裂之谈。

凭证二，“堤远意相随”。

《诗话》卷一：“李义山《咏柳》云：‘堤远意相随’。真写柳之魂魄。与唐人‘山远始为容，江奔地为随’之句，皆是呕心镂骨而成。粗才每每读过”。话当不错，然又不得不提随园在此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他既未追溯义山“柳”之出处，亦未深究义山咏柳区区五字，为何是“真写柳之魂魄”？或此柳魂又是如何“呕心镂骨而成”？若不解如上诸惑，恐怕随园只是“粗才每每读过”也。

随园刚吐出“柳之魂魄”四字，又兀地咽了回去，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下转语。说到底，这并非随园一人之错。大凡刘熙载、王国维前的古贤点评大致如此，往往点而乏评，或虽点得颇重，然又评得甚轻乃至轻得渐无音息。而《谈艺录》《管锥编》就有这一本事，同样用古色古香的文言，是能将古贤藏掖在点评折皱里的微妙幽邃一一剔出且敞亮，说得让当世读者豁然领悟。这大概是钱这辈子最愿作的“古典今释”。这就是说，诗贵含蓄，学须剔透。诗以“含蓄”的名义，玩一点“意到笔不到”的游戏，无伤大雅；但诉诸系统思维的现代学术当须做到“意到笔亦到”，否则，怕称不上专业的“学者之学”，而只是尚业余的“诗人之学”。这也就意味着，在钱看来，大约典籍中没啥奥义是绝对“妙不可言”的。被历代烘抬得几近神秘的“妙不可言”者一俟到钱的腕下，几乎全变得可言可说，且屡屡说得后学顿悟醍醐灌顶，拍案叫绝。比如，针对随园所谓“真写柳之魂魄”，《谈艺录》首先指明此语乃典出《诗经》，自“‘杨柳依依’四字化出”；而义山咏柳“添一‘意’字，便觉着力”。后《管锥编》又从《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引出李嘉佑《自苏台至望亭驿、怅然有作》诗：“远树依依如送客”。钱按：“于此二语如齐一变至于鲁，尚着迹留痕也。李商隐《赠柳》：‘堤远意相随’，《随园诗话》卷一叹为‘真写柳之魂魄’者，于此二语遗貌存神，庶几鲁一变至于道矣？”亦即义山“相随”即嘉佑“依依如送”耳。这就把历代诗人如此“呕心镂骨”出“柳之魂魄”，交代得既曲折起伏，又历历在目焉。被随园点评咽下去的话，全由钱着重新掏出来了。

四、诗学之“心不待境静而静”

将“心不待境静而静”读作针砭随园时所提纯的“诗品伦理学”第三定律，有两个理由：理由一，钱屡屡认同“沧浪欲通禅于诗”，除了将“禅”解释成诗人对其内心萌动的意象之审美直觉，更重要的原因是激赏沧浪持身若崖的君子品格：“风雅与骚些，历历在肺腑。持论伤太高，与世或龃龉”，只须能坦荡地说透诗道人性，沧浪不计较坊间乡愿将咋想。一句话能否说或怎么说，其内驱力若不是发自李贽式“童心”或康德式“绝对律令”，而是窝囊地随大流，窗外吆喝什么，人也紧跟着回应什么，其内心也就俗了，无计脱俗遑论不俗。故而，钱会重视“辟佛如韩退之，《送高闲上人序》末段亦以浮屠淡泊治心之学，比勘草书法”；更赞赏“权载之《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曰：‘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故语其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读其词者，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无须说，这个“心不待境”之“常境”，当指沉潜于幽邃心境的诗人务必疏离的、世事纷扰的日常语境。

明乎此，再看理由二，此即随园为何会在“诗论尺度”“诗例阐释”诸项，接踵有悖“诗品伦理学”的第一定律（不予“畦町”）及第二定律（仅限“摘句”），而铸成其诗话逊于“探本”或“探而未本”？最大病根就出在随园本人“心乱”，不仅不认“心不待境静而静”这第三定律，更有甚者，他是唯恐天下不乱，“水至清则无鱼”，只有把水搅混了，才轮得到他捞大鱼。这在无形中又佐证了《谈艺录》评述袁枚时，为何提及章学诚这个名字？同理，《管锥编》又为何异常地在卷四深切地反刍章学诚《文德》一文？缘由就在，章学诚（1738—1801）为随园同时代人，他不仅是思想史上将“才、学、识、德”诸关系讲得极精确的第一人，而且是清乾隆年间能将“心不待境静而静”这第三定律演示成生命样式的君子楷模——以此为参照，随园作为有悖第三定律的人，其人格也就大相径庭。

积读《文史通义》之心得，敢谓章氏所以把“心不待境静而静”活成了清代学圣的生命样式，其关键乃在钱穆所提示的：“有志于学者，必先知俗尚与道真之辨”。转换为章氏语式，即学问之道，大抵是“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亦即“将于是中求其本末源流，是志于古之不朽者也”。章氏又常将“俗尚”概述为一个“世”字（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下同）。比如，“凡人之足以千古者，必有得于古人之所谓诚然而终身忧乐其中，不顾举世之所为是与非也”；又如，“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不难想见，像章氏那般极具家国情怀、又恐俗尘沾身的澡雪君子，当他把刊刻诗话的随园当作“倾邪之人”，若不愤慨也难。章氏呵斥随园“害在世道人心，则将醉天下之聪明才智，而网人于禽兽之域也，其机甚深，其术甚狡”；狡就狡在随园明明“欲有取于世，则先标榜声气，骚激人心。又恐人之不为动也，则诱人以好名，甚且倡为邪说，至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以好名也。夫好名之人，矫情饰伪，竞趋时誉，虽禽兽所不为耳”；故“名义君子，不可不峻其防而严其辨也”。

姑且不议章氏如此苛评随园有否失当，也不提章的教化立场有否“卫道”之嫌，这里，一个更具批评史义蕴且绕不过的疑问是：既然随园生前在章氏眼中不过是“胸无点墨，凡语涉学问……开口便成笑端”的“无知之徒”，仅“妄作雌黄以为诗话”而已；既然针对“其笔墨颠倒是非，诬枉黑白，大抵经史家学，视如不共戴天，故竭力排挤”，且大凡“识者一见知其猥陋，无能惑人”——那么，为何随园这杆风流江南的旗帜仍像“迷魂汤”一般，从权门命臣到闺阁倩女，皆被灌得如痴如醉，不亦乐乎，以至于章氏惊呼“其祸患将有不可胜言者”呢？不得不正视这一现象：无论随园是否当得起乾隆年间的“诗佛”，然随园终将诗话搞成了一个既倾倒朝野、又捋袖淘金且渔色甚丰的“致富宝”或“时尚文化工程”，怎么说也堪称“赢家”暨“成功人士”。诚然，这与其说是诗歌的胜利，毋宁说是随园作为一个会写诗、更擅将诗话做成大品牌生意的“文化资本家”的胜利。

《管锥编》曾引北宋晁补之云：“文学不足以发身，诗又文学之余事，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资。”这是历代文士的通识。靠诗话来赢取荣华富贵，更像痴人说梦。然随园偏不卖账。故称随园是自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以降，到清代王士禛《渔洋诗话》、沈德潜《说诗晬语》、叶燮《原诗》、赵翼《瓯北诗话》等，近八百年间唯一能把“诗话”做成“大买卖”的批评史传奇，并不过分。其秘诀何在？秘诀是在，随园确比一般诗家多长了一颗极精明的“经济大脑”，以致他几乎能将平生所遭逢的每条人际缝隙都变成“可能盈利”后“果然盈利”的财路。

落到实处，即寄居江宁小仓山（今南京所辖）的随园敏锐地发现他所处的东南宝地，不仅米鱼丰产、商贾云集，并且斯文古雅、吟诵成风，不论是俯仰官场的显贵、欢燕村泉的清流、旖旎春闺的红袖皆嗜抒怀唱酬，纵然是栖身底层的俚女村姬、畦氓野老也渴望贵人能批阅且点赞他们的诗篇。于是，一条能将“诗话”转换成“生意经”，极具操作性或执行力，由“情”→“诗”→“名”→“赢”四环连缀的“随园品牌链”也就蠢蠢欲出地表。不得不说，这是靠随园的“经营大脑”才被发现且开拓的、潜能可观的文化消费市场。市场是什么？市场是用商业渠道来交易且持续的，对不时滋长的社会性需求能有效供给的系统。哪里有需求以及满足此需求的空间，哪里就有市场。当随园深信其已具“品牌效应”（文化公信力）的诗话，能像链条一样将朝野人士由“抒情”→“吟诗”→“好名”所驱动的消费性文化刚需串到一块，批评史终将见证随园“赢定”了。因为在清乾隆年间，诗坛确乎没有第二人能像随园把“诗话”打成大算盘，并打得狡慧、颇具规模，接连将权门、闺阁及城乡追星族这三类人玩于股掌中。这是批评史上“前无古人、后难来者”的奇观：“一条品牌链，三家连锁店”。看来还得感念随园，其诗话写得率性、翔实、琐屑、无甚拘束，宛若现场摄像，实录了他具体采集且品鉴各式篇什的细节和动机。这在客观上，为后世从“文献—发生学”视角立体考辨随园如何把“诗话”做成了大生意，蒐萃了详尽、宝贵的第一手史料。这是在回放18世纪“老镜头”，可诱人琢磨随园是怎样机巧地将那“品牌链”行销到三家“连锁店”的。

连锁一，“权门保驾”。

史上颇有人指责随园选诗过滥，特别是对公卿大吏的吐属风雅也极在意，仿佛其随风抛掷的唾沫也贵如玉屑，非点点滴滴地搜集、辑录不可。指责者其实不懂随园心机甚深。随园为何少年得志，21岁被荐举博学鸿词科（1737年），23岁入进士且跻身翰林院（1739年）？就是因为随园早早幸逢一对峨冠博带的贵人，先是金震方（广西巡抚）力荐他得以晋京，后是尹文端（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云贵广三省总督、刑部尚书、文化殿大学士）在朝考时提携随园，且呵护他一生平安。据随园《答尹相国书》披露，世人有“公宠枚，纵枚，过誉枚，听从枚”之说。无怪随园会尊金震方为“生平第一知己”、尹文端为“第二知己”且特地将此辑入诗话卷一，这诚然是巧用显赫权门来为其诗话之风行江南鸣锣开道且保驾护航，但又以难忘师恩之名义，何其狡慧乃尔。

随园还喜记载封疆大臣怀柔诗坛、嘉奖文士之雅事，顺手将当朝实力派的尊姓大名辑录诗话，当也增色非浅。比如，“公卿在事，则有唐公英之在九江，鄂公敏之在西湖，皆以宏奖为己任”；又如，“李敏达公抚浙时，威不可犯，独能敬读书人。设志局修书，所延皆一时名士”；再如，“乾隆戊寅，卢雅雨转运扬州，一时名士，趋之若云”；复如，“毕尚书宏奖风流，一时学士文人，趋之若鹜。尚书已刻黄仲则等八人诗，号《吴会英才集》”，等等。随园为何对朝野雅集于文苑如此关切？或许与随园26岁因满文考试不及格，以翰林改官江南，外放为溧水县知县（1742年）不无干系。既然想当皇上文学侍从的青春梦想落空，后又挂冠归隐仓山，流离于体制外，但其心仍眷恋体制，故对当朝高官润泽民间诗苑之类，也就格外暖心，别有一番滋味跳荡于怀。

随园亦当想分一杯羹。其窍门是用诗话当金钥匙，来撬开诸公卿的风雅情怀。随园早就瞄准重器在握者若腹有诗书，他也渴望有中意者能陪他玩。诗话曾详记“尹文端公好和韵，尤好叠韵。每与人角胜，多多益善”之轶事：

庚辰十月，为勾当公事，与嘉兴钱香树尚书相遇苏州，和诗至十余次。一时材官傔从，为送两家诗，至于马疲人倦。尚书还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于吴江。尚书覆札云：“岁事匆匆，实不能再和矣！愿公遍告同人，说香树老子，战败于吴江道上。何如？”

对公卿贵胄的日常心态摸得很透的章学诚，也说过类似的话：“贵人公退之余，亦思娱乐，优伶是其习见，狗马亦所常调，数见不鲜，神思倦亦。忽见通文墨之优伶，解声歌之犬马，屈曲如意，宛约解人，能不爱怜，几于得宝！”随园就是最能为公卿心理解乏提供尤物级服务的“文学侍从”。《诗话》就追记清乾隆己未（1733年）随园17岁因乞假归娶，皇城便不乏依依不舍之“诸公卿有送行诗册”；半世纪后，曾与随园髫年赴试的永州太守，为与随园缔结诗缘，竟“出小像索诗”，尽管太守诗打油得像当今“老干体”仍兴奋得鹤发童颜，“挑灯倚几”，乐不可支。最搞笑的是，某巨公邀随园阅其诗，“余览之倦而想卧，因告之曰：‘诗甚清老，颇有工夫；然而非之无可非也，刺之无可刺也，选之无可选也，摘之无可摘也。’”仍无碍此公求随园选它入《诗话》。

随园如此处心积虑、又不无屈尊地陪权门玩诗，权门大悦，自当回报不菲。随园又事无巨细，像葛朗台将一笔笔收入俱录在册。于是，《诗话》又华丽转身为一块向朝野推销其“随园品牌”的金字红榜。草草汇拢，试举七例：

1.托庸，字师健，号瞻园，曾任江苏布政使（方伯），官至吏部尚书。《诗话》载托庸做江宁方伯时，曾用公函“极言公风雅，强余入谒。果一见如平生欢。”后随园有五言记彼此情谊：“无端一面交，大恨相知晚。爱我神超群，呼为心中人。”

2.“戊辰秋，余初得隋织造园，改为随园。王孟亭太守，商宝意、陶西圃两太史，置酒相贺，各有诗见赠。”

3.袁枚弟，名香亭。“香亭宰南阳，大将军明公瑞之弟讳仁者，领军征西川，路过其邑。于未到前三日，飞羽檄寄香亭；合署大骇，拆视，乃诗一首，云：‘双丁、二陆闻名久，今日相逢在道途。寄问南阳贤令尹，风流得似子才无？’呜呼！枚与公绝无一面，蒙其推挹如此。”

4.“余病广州。乐昌令吴公世贤，每公事稍暇，必至床前问讯。余爱其诗笔清丽，可作陈琳之檄。”陈琳（？—217年），建安七子之一，因撰讨伐曹操的《讨逆檄文》甚有名。

5.“裴二知中丞，巡抚皖江，每至随园，依依不去。”

6.“余在南昌，谢蕴山太守招饮，以诗见示。题其妾姚秀英小照云：‘宜男花小最宜春，故故相偎意态真。并作一身形与影，不应仅号比肩人。’”

7.“和希斋大司空，为致斋公相之弟，征苗功大，皇上加封伯爵。而公位愈尊，心愈下，寄书黄小松司马云：‘袁简斋圣世奇才，久思立雪。客中携《小仓山集》一部，朝夕捧诵，虔等梵经，如亲仪范’，云云。又寄随园札云：‘……读先生之文，知先生之为人。以故愿为弟子之心，拳拳不释。’呜呼！此丙辰五月间公亲笔也。不料至八月，而公竟薨于军中。余感知己恩深，伤心一恸。”

或许是难得被随园非逢场作戏的诚挚所触动，故校注者特在此条目留了“批注：和琳（希斋）于袁枚如此敬重，袁枚亦视其为‘知己’。此高官攀附袁枚，非袁枚去巴结高官也”。这表明，随园与权门之关系拟分两种：“常态—异态”。和希斋如此倾心推崇随园，怕不属“常态”。其“常态”约可概述为“赏玩—被赏玩”。不得不叹喟随园有时亦坦诚得惊人，因为他竟这般说：“然士大夫宁为权门之草木，勿为权门之鹰犬。何也？草木不过供其赏玩，可以免祸，恰无害于人；为其鹰犬，则有害于人，而己亦终难免祸。”这用鲁迅的话说，即宁为“帮闲”，切忌“帮凶”。也正因为随园取媚权门未必不无不得已，故他又会说出另一番话来：“人但知满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不趋公卿之人更俗。予尝箴一名士云：‘吟诗羞作野才子，行己莫为小丈夫。’”颇有点儿当代作家王朔放言“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式坦荡。或许与另一些满肚子男盗女娼、偏又不认自己是“流氓”的流氓相比，随园内心远非良知全泯。

读随园读到其心底，竟隐约可辨其幽邃心悸：无论心机有多深，毕竟未深到古今皆测不定。在取媚权门一案，随园并非不知他有不当，这表明良知未泯；但此良知尚未强大到足以遏制诗话的非道德动机，这又是铁的史实。当后世以此新视角再深察随园，也就不满足章氏对随园的矢口痛诋，痛诋虽不无痛快，然终究不如钱的老吏断狱般的那段裁判——袁当“非目无智珠，不识好丑者”，只是“特乞食作书，声气相求，利名扇荡，取舍标准，自不能高”——更沉凝精准，既铁板钉钉，又惟妙惟肖。章氏给随园画了一副反道德脸谱，钱则写了随园心中书生气和痞子气的纠缠，最后让痞子的油腻掩饰了书生的颤栗。

连锁二，“闺秀站队”。

这是最令章氏心痛得要吐血的奇葩。章氏是清代史学家暨学术思想家，自期甚高、自律甚严，平生不主张写时文，却破例在1797年连撰《诗话》《书坊刻诗话后》《题〈随园诗话〉》《妇学》《〈妇学〉篇书后》等檄文，辞锋尖刻得大概只有陈琳讨伐曹操时的笔墨可媲美。章氏直言随园属“有小慧而无学识者”，若“济以心术之倾邪，斯为小人而无忌惮矣，何所不至哉！”其最大罪过是在蛊惑妙龄女子：“惟于少年弱冠之辈，不曰美如好女，必曰顾影堪怜；不曰玉映冰肤，必曰兰薰蕙质；不知其意将何为也！甚至盛称邪说，以为礼制，但旌节妇，不褒贞男。以见美男之不妨作嬖。斯乃人首畜鸣，而毅然笔为《诗话》，人可戮而书可焚矣。”

章氏眼中的随园之有辱体统，乍看很容易让人联想吴虞在《新青年》疾呼“打倒孔家店”，但返回历史现场，则诗话的动机仍意在酿造“随园品牌”的轰动效应。随园深知华夏国情特点之一，是道德上的族群性“内卷”即自我纠结：当朝野上下愈被礼教规训得“非礼勿视、非礼勿闻”，或当女性肢体愈被绸缎棉帛遮得神秘兮兮，植根于天然个体的正常欲念就愈被压缩成病态的“窥探癖”，随时会心痒痒地探个究竟。这叫“物极必反”。孔子对此早悟透，否则，《论语》不会有“好德不如好色”这六字。随园也深谙此道。“随园品牌”成功与否的关卡之一，不就在最大限度地吸引天下众生之眼球吗？随园手握一张即兴可掷、出奇制胜的王牌，就叫“闺秀牌”。

有案可查，煌煌《诗话》二十六卷（含“补遗”十卷）至少有三处对“闺秀牌”言之凿凿。一是补遗卷四：“从来闺秀及方外诗之佳者，最易流传”。二是卷十：“凡诗之传，虽藉诗佳，亦藉其人所居之位份。如女子、青楼、山僧、野道，苟成一首，人皆有味乎其言，较士大夫最易流布。”“女子”闺秀被冠首位。三是卷六有点诡异，随园先引一段宋人沈朗给皇上的奏折：“《关雎》，夫妇之诗，颇嫌狎亵，不可冠《国风》”；继而佯怒，斥沈朗“敢翻孔子之案，迂谬已极；而理宗嘉之，赐帛百匹。余尝笑曰：‘《易》’以《乾》《坤》二卦为首，亦阴阳夫妇之义。沈朗何不再别撰二卦以进乎？”有识者“批注：袁枚好情诗，而借经典与圣人之名倡导之，甚是‘狡猾’”。

如上“闺秀牌”，够不上“妇女解放”宣言，只是“随园品牌”自我行销的“传播学”谋略。看透这一命门，对随园的相应言行也就无须错愕，不过在为行将引爆的“轰动效应”逐步累积火药而已——

1.清乾隆十年（1745年），随园29岁任江宁县令就设帐授徒。诸门生皆成其诗弟子。至晚境女弟子有二十余人（含其三妹袁机“品貌端丽”“聪颖工诗”），随园谓其中“如蕊珠之博雅，金纤纤之领解，席佩兰之推尊本朝第一：皆闺中之三大知己也”。

2.一再择地西子湖畔举办“湖楼女弟子诗会”，且编印“《闺秀集》，即《随园女弟子诗选》”，这诚然是江南才女群情亢奋地为随园“站队”的集结号，也果真爆红了类似“嘉年华”的清代“女诗人节”。可以想象，被“女子无才便是德”“俗称女子不宜为诗”的千年礼制憋得胸闷的那群佳丽，一俟得以浩浩荡荡、漂漂亮亮、痛痛快快地聚众唱酬于湖光山色间，那确凿不逊于高峡上堰塞湖的轰然跌宕作惊天动地之瀑。不得不说，随园那张“闺秀牌”绝妙，赢得太爽。只需略举两例就足矣。一是“金陵闺秀陈淑兰，爱上随园，绣诗见赠云：‘侬作门生真有幸，碧桃种向彩云边。’”二是被称为随园第一女弟子的虞山席佩兰的献诗：“慕公名字读公诗，海内人人望见迟。……愿买杭州丝五色，丝丝亲自绣袁丝。”她认定《随园诗话》“一编早定千年业，片语能生四海春”。

3.随园还将“闺秀牌”打到青楼歌姬身上，这是极挑逗、亦颇具争议的。然随园乐此不疲。这就不仅仅是出于“品牌效应”的商业性放大了。“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苛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冁然。”随园对青春歌姬委实有某种非一语可道明的复杂情愫。他说：“王梦楼太守，精于音律。家中歌姬轻云、宝云，皆余所取名也。有柔卿者，兼工吟咏。”有人打圆场：“清代女子多工诗者，歌姬之作亦有诗味。”此话亦宜倒过来讲，随园置身青楼写诗，往往才写得更来劲。随园坦陈：“游仙之梦，斑竹最佳。离天台五十里，四面高山乱滩，青楼二十余家，压山而建。中多女郎，簪山花，浣衣溪口，坐溪石上。与语，了无惊猜，亦不作态，楚楚可人；钗钏之色，耀入烟云，雅有仙意”——遂留宿，翌晨，随园有五言：“花野得真意，竹多生暮寒。”有人又打圆场：“文人嫖妓，乃当时社会风气，当作风流韵事，并不以为是见不得人之事。”这就大可不必。因为随园即使不打“闺秀牌”，其内心最神往的日子，未必就不是与青楼歌姬酣醉得不知今夕何夕。《诗话》不乏记载。比如，“余初意庆六旬，欲仿康对山集名妓百人，唱《百年歌》”；又如，“常州钮牧村，天才纵逸，倜傥不羁。壬申岁……与余元旦登妓楼，遍召诸姬，评花张饮”。这已无涉“随园品牌”之推广，用钱锺书的话说：“狎语蝶言”，不足为训。

连锁三，“追星红利”。

这才是“随园品牌”在自我推销过程中，最倾注心机、也是最消魂、最享受、最有资格显摆他“赢家通吃”的轻狂豪气的地方。“追星红利”拟分两块：一曰“造星自炫”；二曰“追星共醉”。

“造星自炫”，是指随园似比谁都更想把自己打造成形同当今娱乐圈走红地毯的歌星、影星等倾城倾国的公众人物。可惜他生早了，18世纪的金陵还没有制造明星的大众传媒、签约公司或经纪人。故随园只能独自闯荡。他做得最娴熟、最开心的活儿，就是煞费苦心、搜尽枯肠去发掘自身履历中的“闪光点”，再喋喋不休、滔滔不绝、不厌其细、不厌其烦地诉诸诗话，仿佛每个“闪光点”就是一片薄薄的金箔，积以时日，便可从头到脚把自己裹成奥斯卡式的明星“金像”。其核心，无非太“好名”，相信只有先把自己包装成出类拔萃的“天才”，那群被章氏嘲为“无根之智”的粉丝仰慕他的瞳仁才会反射金光。此即“造星自炫”。

“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故“造星”第一步，随园暗示其天分不输东坡：“余少贫不能买书，然好之颇切。每过书肆，垂涎翻阅；若价贵不能得，夜辄行之梦寐。曾作诗曰：‘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及做官后，购书万卷，翻不暇读矣。有如少时牙齿坚强，贫不得食；衰年珍羞满前，而齿落腹果，不能餍饫，为可叹也！偶读东坡《李氏山房藏书记》，甚言少时得书之难，后书多而转无人读：正与此意相同。”言下之意，随园者，东坡第二也。

何以见证随园确是旷世难得之天才？这是“造星”第二步，随园给出了“虚—实”相济的一对例证。“虚”，姑妄听之，无可核实；“实”，是经得起证伪的史迹。“谚云：‘读书是前世事。’余幼时，家中无书，借得《文选》，见《长门赋》一篇，恍如读过，《离骚》亦然。方知谚语之非诬。毛俟园广文有句云：‘名须没世称才好，书到今生读已迟。’”此谓“虚”。至于“实”，当属值得随园荣耀一生、名载史册的足迹：“乾隆丙辰，召试博学宏词。海内荐者二百余人。至九月而试保和殿者一百八十人。……二百人中，年最高者，万九沙先生讳经；最少者为枚。全谢山庶常作《公车征士录》，以先生居首，枚署尾。己亥枚还杭州，先生之少子名福者，持先生小像索诗。余题一律，有‘当年丹诏召耆英，骥尾龙头记得清’之句。”

“造星”第三步，是须强化随园天才的卓而不群，其窍门是借阴损他人来影射自己俨然“大家”。所谓阴损，是指随园从不在字面直接数落他人，却巧用第二者声音来让自己“水落石出”。这是在玩平面几何定律：若选项1小于选项2，选项2小于选项3，则选项1必小于选项3。比如，“赵云松观察谓余曰：‘我本欲占人间第一流，而无如总作第三人。’盖云松辛巳探花，而于诗只推服心馀与随园故也。云松才气，横绝一时；独王梦楼不以为然。尝谓余云：‘佛家重正眼法藏，不重神通。心馀、云松诗，专显神通，非正法眼藏。惟随园能兼二义，故我独头低；而彼二公亦心折也。’”又如，“余向读孙渊如诗，叹为奇才。后见近作，锋铓小颓。询其故，缘逃入考据之学故也。孙知余意，乃见赠云：‘等身书卷着初成，绝地通天写性灵。我觉千秋难第一，避公才笔去研经。’”再如，江宁司马陈省斋原随园旧长官，其儿梅岑年十五，性耽吟诗，不爱时文，眼界不低，一般“名家”不入其法眼，即携儿至小仓山，“命受业门下，曰：‘此儿聪明跳荡，非随园不能为之师。’果一见相得”云云。

于是，“造星”第四步，水到渠成，出自如此天分、如此盛名之大手笔的《诗话》，若非顶尖一流、洛阳纸贵，才怪。有涉《诗话》奇遇之传说果真络绎不绝：不是“余刻《诗话》《尺牍》二种，被人翻板”（盗版）；就是某“秀才交十五金买《全集》三部，余归如数寄之。未几，信来，说信面改‘三’作‘二’，有揠补痕，方知寄书人窃去一部矣”；至于“余去杭州，杭人知作《诗话》，争以诗来，求摘句者，无虑百首。”识者“批注：袁枚编《随园诗话》声传遐迩，实为诗坛一大事，清代其他人诗话无法比拟。”其“造星自炫”所耗心机、功夫，恐也“史无前例”。

读随园“造星自炫”留下的深刻印记，是愈读愈忆念德国哲学狂人尼采，因为千年西哲史只有尼采才敢在写《瞧！这个人》时，给头三章接连标上“为什么我这样智慧”“为什么我这样聪明”“为什么我会写出如此优越的书”，实谓惊世骇俗。这大概就是尼采说的“酒神”气质。相比较，随园“造星自炫”所闪灼的语气、用词要温文尔雅、婉约内敛些，迹近尼采说的“日神”气质。然尼采也有不及随园的地方，尼采因强调其心灵高贵已远高出欧洲文化的地平线，故他是不屑放下身段与公众（追星族）共享彼此生命之欢悦的。正是在这点，随园要接地气得多，也讨人喜欢得多。且讲下回随园的“追星共醉”。

“追星共醉”，当指粉丝所憧憬的、与偶像相遇而激活的、真假参半的幻觉式生命共享。所谓真，是粉丝毕竟是在日常时空与偶像交集，可被目击、答问乃至闪电式执手相拥。所谓假，这对偶像而言，更具即兴表演性，那是逢场作戏，是在走程序，过眼烟云耳，虽则亲证粉丝的热诚簇拥及顶礼膜拜，其身心也满足得不无醉意。《诗话》在这两方面辑录甚细。大体说来，粉丝追星更为入戏，颇多“范进中举”式的癫狂失态，更有醉得生死相系，死去活来，啼笑因缘，否极泰来的，活像一幕幕悲喜剧的折子戏。

1.“己卯乡试，丹阳贡生于震，负诗一册，踵门求见，年五十余矣。曰：‘苦吟半生，无一知己；今所望者惟先生，故以诗呈教。如先生亦无所取，则震将投江死矣。’余骇且笑，急读之。”

2.“吾乡王文庄公际华，与余有总角之好。……今公委化已久，次子朝扬选江宁司马，来修通家之礼，与谈竟日，清远绝尘……见赠云：‘梦想名园二十年，今朝花里识神仙。款门行处真如画，人胜浑疑别有天。……久知福慧双修到，赢得声名海内传。’”

3.“何春巢向余云：‘沙竹屿，如皋寒士，性孤傲不群；应试不售，遂弃书远游，足迹遍天下。其所推重者，惟先生一人。’”其有七言《读〈随园诗话〉》云：“瓣香好下随园拜，安得黄金铸此人？”

4.“余尝谓文字之交，比骨肉妻孥犹为真挚，非云泥所能判，关山所能隔者。如惠制府瑶圃、法学士时帆诸公，都已载入《诗话》。近又得何水部道生、刘舍人锡五二贤焉；抱英绝之才，而独惓惓于随园……何云：‘愿署随园诗弟子，此生端不羡封侯’。矜宠一至于斯，使我颜汗！”

5.“庚戌冬，余有感于相士寿终七六之言，戏作生挽诗，招同人和之。不料壬子春，竟有传余已故者。信至苏州，徐朗斋孝廉邀王西林、林远峰诸人，为位以哭，见挽云：‘名满人间六十年，忽闻骑鹤上青天。骚坛痛失袁临汝，仙界争迎葛稚川。……’余读之，笑曰：‘昔范蜀公误哭东坡，有泪无诗。今诸君误哭随园，有诗无泪。然而泪尽数行，诗留千古矣。’”

6.“吕仲笃读《随园诗话》，赠云：‘大海自能含万派，名山真不负千秋。’范瘦生读《随园集》，赠云：‘有笔有书有音节，一朝兼者一先生。’”

7.“布衣黄允修客死秦中，临危，嘱其家人云：‘必葬我于随园之侧。’自题一联云：‘生执一经为弟子，死营孤冢傍先生。’”

8.“小秋妹婿张卓堂，弱冠，以瘵疾亡。弥留时，执小秋手曰：“子能代理吾诗稿，择数句刻入随园先生《诗话》中，吾虽死犹生也。”

与铁粉以生命抵押的深情烈度相比，随园的感念分量轻了许多。尤其读到《诗话》津津乐道地逐一盘点粉丝赠品时那按捺不住的窃喜劲儿，总让人遐想随园此刻的眼珠子，恐会骨碌碌灵动得像打得飞快的算盘玄珠：

1.“新安方如川秀才，来金陵乡试，赠墨百螺，上镌‘随园先生着作之墨’。余不觉惊喜，觉弟子束修，未有雅如秀才者。录其《席间有赠》诗。”

2.“余过太仓，秋帆尚书之子晓山孝廉苦留小住，至藏匿行李，不许上船。甚矣，主人之尊贤礼士，绰有家风也！”

3.“古无自刻文集者，惟五代和凝以其文镂板行世，人多讥之。至今庸夫浅士，多有集行世，殊为可嗤。然素无一面，而为之代刻其诗文以行世者，古未有也。近日满洲赵碌亭佩德侍御，绝无交往，而为我镌《自寿诗》十四首，自以隶、楷二体书之，备极精工，与李调元太史同有嗜痂之癖。二人者，吾没齿不能忘也”

4.“扬州洪锡豫，字建侯，年甫弱冠，姿貌如玉；生长于华腴之家，而性耽风雅，以诗书为鼓吹，与名流相过从”。“批注：洪锡豫出。资为袁枚刊刻《小仓山房尺牍》六卷，袁枚选录洪诗入《诗话》表示谢意。可见《诗话》采诗与人情的关系”。

5.“余编《诗话》，为助刻资者，毕弇山尚书、孙稆田司马也。毕公诗，采录甚多；而孙君不幸早卒”。批注者实话实说：“袁枚善拉赞助，《诗话》得以付梓，并公开出售，可知子才不是书呆子，颇有经济头脑。而批本语：‘一部《诗话》，助刻资者，岂但毕秋帆、孙稆田二人？有替人求入选者，或十金或三五金不等，虽门生寒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皇皇巨帙，而择而可存者，十不及一，然子才已致富矣。’恐怕也是实情。”

五、尾声或答问

或问，本文明明标题《释“探本”：钱锺书的诗品伦理学》，前文为何用如此大篇幅去对《随园诗话》作这般系统、细深的法医式剖析？答曰，意图有两：一是为了对应《谈艺录》对随园的学术权重，因初版《谈艺录》也耗了非同寻常的体量；二是所谓法医式解剖，既在表征对批评史文献的高度严肃，同时也是验证钱的“诗品伦理学”，确是在全方位解析随园的过程中积学反思而成，也可谓“有破有立”，“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就是说，若无计追随钱的理路，从随园“思维—知识”层的未臻“探本”追寻到其“人格—心术”层的病根，则本文指涉“诗品伦理学”的释“探本”，恐也是“探而未本”，行九十而犹半百，即拿不到相反相成的活的案例。

现在好了，面对清代迄今遗下的，“为何打着‘性情’或‘独抒性灵’旗号的随园选诗会极俗滥”这个老话题，后学可用钱的“诗品伦理学”来答复了：其首当其冲者，是随园“性情”既非严羽式君子“情性”，亦非三袁式坊间“性灵”，随园“性灵”之独特体现在其“性”属“鄙俗之性”，其“灵”属“滥情之灵”。论及随园“鄙俗之性”，是提示后世莫被随园所谓“直写怀抱”“惟吾所适”“即情即景”“味欲其鲜，趣欲其真”“赤子之心”那套说辞套住，因为随园内心真正独钟的是“选诗如选色”“好诗如好色”，须臾不离一“色”字。孔子婉讽：“好德不如好色”，随园如此唯“色”是瞻，怎会不让其“性情”因薰莸不辨而沦为鄙俗，用其表白，即“情所为先，莫如男女”，弄到后来，分明是异味弥散的“如厕诗”恐也很难不被捧成香喷喷的“愈痴愈妙”了。

这也就意味着，随园未必不知其“性情”尺度会因“泛情”“俗情”而滑向“滥情”，也未必不知“人有訾余《诗话》收取太滥者”，更未必不知这般选诗或“取悦中人，而不能牢笼上智也”，但某种人格化的“资本”本能仍驱动诗话宁取“下里巴人”式的低门槛，且美其名曰：“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两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以为大也。作诗者必知此二义，而后能求诗与书中，得诗于书外”。由此可窥随园为何中意追星族的这两句诗：“先生宗白我推袁，万古心香共此源？”因为“宗白”（白居易，字香山）二字道着了《诗话》的经营秘笈。钱锺书按：

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绌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故余尝谓：香山作诗，欲使老妪都解，而每似老妪作诗，欲使香山都解；盖使老妪解，必语意浅易，而老妪使解，必词气烦絮。浅易可也，烦絮不可也。两人好之，当是乐其浅近易解、凡近易译，足以自便耳。

但也恰恰那位译汉诗的英国人Arthur Waley说了大实话：“欲观恶诗，须阅《随园诗话》。”随园选诗之“滥”，滥觞于此。

诗话欲追求“资本”意义上的利益最大化，不吝让“诗所以为诗”的纯美沦为垫脚石。这用随园引“西崖先生云：‘诗话作而诗亡’”来解，岂非一语成谶？《谈艺录》则谓“殆亦夫子之自道乎”。史实确实如此。对《随园诗话》作地毯式细读，并不乏闪耀如电、又过眼难忘者，比如，“野径无人问，随牛自得村”，“欲问春深浅，桃花淡不言”，“泉细但闻响，山香不见花”，就颇含王维式遗风；又如，“但觉路几曲，不知身渐高”，“莫嫌秋老山容淡，山到深秋红更多”，“无梦不随流水去，有香只在此山中”，更具思理筋骨之宋调。但与明显为了徇情或挑逗鄙念的满纸滥诗相比，古今识者又不得不像李方膺（扬州八怪之一）那样叹喟：“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老子曾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不妨说《随园诗话》为其“商业化”成功，视诗为刍狗。

辛丑立秋于沪上学僧西渡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