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万字小说《敦煌本纪》面世后的四年里，作家叶舟只想做好一件事——为父亲写一部以河西走廊为背景，以古凉州为原点的长篇小说。

叶舟的父亲是甘肃武威人，酷爱读书。他读张承志，读杨显惠，读阿来……经常是老伴在客厅看电视，他窝在卧室拿着放大镜看书。他读《定西孤儿院记事》，读三行就哭了。他总期盼儿子能写出一部有关故乡的小说，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也还在用乡音和儿子说起过去的事情。

在父亲的帮助下，叶舟脑海中的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渐渐定型。它又是一部百万字大长篇，以中国古典悲剧《赵氏孤儿》为引子，以古代十大名曲《胡笳十八拍》为结构，讲述了清末民初发生在河西走廊尤其是以凉州为历史舞台的一个个庞大的生死故事。小说的时间背景恰契合了父亲的童年与少年，待成书之后，叶舟相信奔跑在当年凉州天空下的那一帮儿子娃娃当中，有一位就是他的父亲。

《凉州十八拍》于去年12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而顺着父亲的记忆与讲述，叶舟也一步步探寻到西部文化的密码，发现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原乡，发现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他是父亲的儿子，也是河西走廊的儿子，中华大地的儿子。

“河西走廊就是我此生的课堂，我写下的每一行诗歌、每一部小说，其实都是在回答提问，在交卷，在加入一阕众生的合唱。很幸运，我能用自己的这支笔，去做一块伟大地理的书写者，去做一个伟大文明的儿子娃娃，这是河西走廊的赐予，我从不敢懈怠。”

《凉州十八拍》于去年12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近日叶舟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这一次对谈从他的写作之路开始，再谈到他的父亲，谈到他以河西走廊为坐标的文学王国。

叶舟

【对话】

从校园走向大地深处

罗昕：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当作家的？

叶舟：坦率地说，我打小就想当作家。1978年，我考上了甘肃省最好的中学，兰州一中，本来我的数学成绩也挺好，但上了初中以后，我对数理化就没了兴趣。当时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60多岁返聘回来的老太太，姓郭，郭淑慧老师，沈阳人，她的语文课讲得可好了。刚开学，我就写了两篇满分的作文，她就领着我去别的班上朗读，在秋天烟雨迷蒙的校园里，从一个教室出来，再去另一个教室。如果下一篇写得好，依然是这样，那种温馨而清贫的画面，就像老奶奶领着孙子在周游列国一般。当时我就觉得，我的作文好得不得了，虚荣心爆棚，也隐约地产生了想当作家的念头。上了高中，我幸运地遇见了特级教师李自功先生，这个念头便越发地强烈了。我怀念两位老人家，我知道这就是一种恩养。

罗昕：然后你就偏科了。

叶舟：的确，偏科很严重，最差的时候，物理我考过5分，化学考过25分，但文科一直很好。到了高二开始分文理科班，我是第一个举手上文科班的。1984年，我考上了西北师大中文系，就读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开始拼命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和伙伴们一起办诗社、办诗刊。我大一就发表了第一组诗歌，大二发表了第一个短篇，那篇小说还发在了《作家》杂志上，让我的虚荣心再次爆棚。因为前面有史铁生、王蒙，后面则是韩少功、张承志，我一个在校大学生的处女作放在里面，这肯定是一种无上的加持，况且还得到了一百多块的稿酬，那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才二十块五。真的，少年是需要鼓舞的，也因为这段经历吧，后来我做老师，做媒体，但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写作。

罗昕：你也是1980年代兰州大学生诗歌界的领军人物，那时校园里的诗歌气氛是什么样的？

叶舟：1987年，在兰州召开了一次有关新诗的研讨会，很轰动，“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差不多都来了，我和同学们跑去看，别人就指给我们说那位是舒婷，那位是北岛，那位是杨炼，我们都崇拜得要死。我记得，杨炼当时穿的是一件长风衣，那时还没有斑马线，他穿过马路的时候长发飘飘，骑士一般，就像高仓健在日本电影《海峡》里扮演的阿久津刚那样帅。那时候我们都相信，文学是一件优美而体面的事情。

罗昕：当时同学们喜欢看什么？

叶舟：1980年代，我们这一批大学生读到的书几乎都差不多，比如走向未来丛书、拉美文学、寻根文学等等。但是在精神气质和执念方面，对我影响深切的则是张承志老师和杨显惠老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是他们的一双大脚告诉我的，走向大地深处，走入民间，漫游西北，询魂问魄。这么着，我跟同学们的兴趣和理念出现了分野，我这样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带着好奇与冲动，开始频频出走，“十八岁出门远行”，野生了起来，散养了起来。

我第一次一个人去新疆，带了七十多块钱，借了一个新疆同学的学生证，买半票，坐绿皮车，花了将近五十个小时才抵达乌鲁木齐。我知道万一被抓住，只要我说我是大学生，列车员也会网开一面的。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铁道部的一个中专学校，于是有了铁路免票，随便去哪儿都行，方便之门打开了。这么些年下来，我几乎走遍了整个西北，也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写作版图，比如敦煌，比如祁连山，比如河西走廊，这是我此生的课堂，一辈子也读不完的大书，我愿意终身为徒。

或许是年龄渐长的缘故，对本土地理和文化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热情不减，我的阅读兴趣后来发生了转变——我开始喜欢读地方志，读民间史料，对虚构文本的兴趣反而不大。比如地方文化馆油印出来的那些东西，尽管文学含量不高，但它们充满了各种有趣的细节，呈野生状态，让我迷恋不已。

成为真正的儿子娃娃

罗昕：这种对地方志的阅读兴趣也影响了你后来的小说创作，包括《敦煌本纪》和《凉州十八拍》。我刚看到你的新作《凉州十八拍》时还有些意外，因为2018年写完《敦煌本纪》后，你原计划写的是《敦煌本纪》的续集？

叶舟：是的，《敦煌本纪》本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一帮少年出走敦煌，各寻未来，我都已经把续集的故事构思好了，但因为我对敦煌周边的几个地点还不太确定，就跟朋友们又去了一趟。不料那一日，我接到了父亲一个电话，就是这个电话，就此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

因为进入祁连山里考察，干脆没有信号，失联了多日，在电话那头，父亲先是很紧张地问我在干嘛，得知实情后，他嘱咐我注意安全，还说“我肯定打扰你了，抱歉。”我感觉不大对劲，还发现他有些气短，便赶紧回到了兰州。第一眼看到父亲时，我就意识到一个人的衰老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刹那的事情。

我父亲是甘肃武威人，二十几岁只身来到了兰州，安家落户，自此很少再回家乡，但他一辈子乡音未改。我曾经许诺要给他写一部关于家乡的书，他很期待。《敦煌本纪》出来后他还问过我，你怎么写的是敦煌呢，河西走廊的第一站不是凉州吗？那天看着父亲插上了氧气管，我突然间决定要把我手头所有敦煌题材的写作计划都束之高阁。我必须抓紧时间，首先为父亲写一本书。真的，我有了一种跟生命赛跑的感觉，在接下来的47个月中，我几乎马不停蹄，甚至没能歇息过哪怕一天。写作必须有一种纪律，强大而刻板的纪律，宁可十年不要将，不能一日不拱卒。在交出书稿的时候，差不多四年时间过去了，我等于又读完了一个本科，真是悲欣交集，感慨良多啊。

罗昕：凉州是历史上的西域重镇，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一直位居要津，但又战乱不断，父亲是怎么和你说起家乡的那些事的？

叶舟：出现气短后，父亲每天夜里总要起来好几次，长时间地吸氧，我和弟弟妹妹换班守着他。轮到了我，晚上10点多照顾他歇息后，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就开个小台灯悄悄地翻阅资料。有一天我听到他问，你在看什么东西？我说，我在看凉州史料，还有些不大明白的地方。

这以后，父亲在夜晚吸氧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的契机。我总是问这问那，大到过往的历史，小到他幼年时的饮食、服饰、方言、村庄的规模、各个家门的情况，等等。上了年纪的人，可能对眼前的事情记不住，但对过去的事却记得比谁都清楚。有天深夜，父亲忽然拔掉了鼻管，对我说了四句他自己整理的《凉州宝卷》：天凭日月，人凭心，/秤杆凭的定盘星；/佛凭香火，官凭印，/江山凭的是忠义。我当即被这样惊世骇俗的句子给镇住了，赶紧抄在了纸上，我知道自己抓住了那一根线头，找见了整个故事的腔调，也摸到了将来《凉州十八拍》的心跳与核心要义。这是父亲的加持，更是凉州的赐予。

但悲哀的是，2020年7月20日，父亲还是走了，他没能等到这本书的面世，我恍惚成了孤儿，这部书也成了孤儿，无人认领。在成书的时候，我特地腾出了一页雪白的纸，将父亲整理的那四句话印在了扉页上，心香泪洒，策励自己。今年除夕的早上，我在父亲的墓前敬献了一套书，我终于兑现了当初对他的承诺。我想，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使命，无论作者出于什么样的意志去写这本书，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种深情主义的东西存在。

罗昕：《凉州十八拍》也是一本深情的书，我们在“救孤”的故事里，看到了一种忠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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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舟：我就想在这个庞大的故事里，在河西走廊这一片当年中国的孤悬之角，喊出一帮少年，让他们去撒野，去淬火，去失败，去进取，而后凛然天地，热血人间，成为一群真正的儿子娃娃。在我看来，这样的禀赋和气质，恐怕也只有在边地与旷野之间才能完成，凉州恰巧满足了我的全部想象，同时也可以安放下那一群从不安分的少年。“人事慷慨，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崇节俭，敦礼让，质而不野，尚武兴文”，这一行书中的题记，来自《四库全书》的甘肃通志卷，它就像一团神示般的灯火，笼盖了全文，照亮了每一个人物的面庞。

这个“救孤”的故事貌似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北疆贩马集团续门被满门抄斩，但主人的遗孤被五名忠仆救了下来。这些义士一路躲避追杀，南下进入了武威城，只为了少主子能活下来，在十几年的光阴中，他们隐姓埋名，忍辱负重。另一个层面，待这个孤儿长大成人后，他又去救别的孤儿，去拯救沦落在险境当中的红军，也就是西路军战士。实际上，那时的中国也形同一个“孤儿”，内战频仍，山河破碎，民心瓦裂，急需要一种不畏死、不屈服的少年精神，去收拾残局，去重振魂魄。这个故事当中频繁出现了一个切口，问这个孤儿原本姓什么？回答说，姓续。什么续？答复说：续命的续，续香火的续。——我以为，这才是《凉州十八拍》真正的精神底色，也是整个故事的主轴。

其实，《凉州十八拍》的叙事是相互缠绕的，它总共有三条线索，一条就是前面说到的徐惊白的孤儿身世，以及他的成长与觉醒，另一条则是徐惊白的姐夫顾山农，在那个山河动荡的大时代面前，他凭着一己之力，苦苦经营着贯通河西一线的贸易保价局，但是在暗中又拼命守护着河西走廊自汉代以来最大的机密——铜奔马，不愿意让它被军阀集团和地方势力所掠夺，进而戕害百姓，糜烂西北。第三条线索是河西走廊境内重要的历史人物与边地传说，诸如鸠摩罗什、罗什塔、萨班渠、左公柳等等，也都被我有机地融入到了小说当中，尤其是古典名曲《胡笳十八拍》奠定了整部书的架构，让这个故事飞扬了起来。

你也可以说这部书描写的是一个关于忠义的故事，但它其实早已溢出了这个概念，有的人忠于恩情，有的人忠于土地，有的人忠于信仰，他们都是我所说的深情主义者，虽千万人吾往矣。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事、交往与阅读，甚至包括想象力，还是缺少一种深情主义。

中国人的精神原乡在这里

罗昕：《凉州十八拍》书写历史，但它来自于一个现代的眼光。在这样的写作中，你希望这部小说能为现代世界带来哪些讯息？

叶舟：自古以来，河西走廊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心腹地带，它不仅仅提供了一种地理上的战略纵深，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文化的纵深，思想的纵深。寻龙问穴，爬梳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最初的精神原点其实就是从这个方向上获得的，我们的边塞诗，我们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我们少年时代的目光，概出于此。

我一向认为，凉州乃至于整个河西走廊，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仓储之地，对于它的重新发现和认知还远远不够。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何为丝绸之路——以河西走廊为例》，我说当时对整个西北边疆的经略其实有两个集团，一个是军事集团，另一个则是文人集团，在军队收复山河之后，文人们就跟了上去，像李白、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岑参、王翰等诗人开始为这片大地贴上标签，他们用诗歌给每一座山冈、每一条河流、每一块绿洲命名。我想说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也在这里，开疆拓土的边塞诗恐怕也只有在这样的壮烈风景中才能写就。

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片疆域渐渐地板结了、荒凉了、无助了，成了不毛之地，成了一块生锈的地带，无论从精神和意志上来讲。我写过大量的诗歌，包括后来的《敦煌本纪》和《凉州十八拍》，我渴望用自己的这一支笔去除锈，对，就是除锈。

罗昕：对你个人而言，河西走廊带来了怎样的文学滋养？

叶舟：我以前写过一组诗，指认祁连山就是一根思想的脊椎，贯穿了西北腹地，挂起了一片高迥的大陆。其实，祁连山北麓的这一条河西走廊，也像脊椎一般，统摄了我的全部写作。恰恰是在对这一条漫长且伟大的精神之路的追逐与书写中，我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疆域、文学版图，也构筑了自己的词汇表。无论是前期的诗歌和散文，还是现如今的《敦煌本纪》《凉州十八拍》，莫不如此。

说真的，一旦谈到河西走廊，我就立刻热血沸腾，乌鞘岭、古浪、凉州、武威、山丹、焉支山、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嘉峪关、沙州、敦煌、阳关和玉门关……，这些青铜质地的名字，几乎全是伟大而古老的文化密码，它们就像琴键一般，哪怕我念叨起来，都觉得古风扑面，神圣无比。

罗昕：有关河西走廊，你目前的小说都是百万字的大长篇，它们凝聚了你很多的心血。你为什么一再选择了这样的篇幅？你是否担心过篇幅对于读者的影响？

叶舟：不，我根本不担心这个问题。对于河西走廊的认知与思考，从《敦煌本纪》到《凉州十八拍》，全是百万字的篇幅，它们以小说的形式，几乎铺陈在了这样的文学国度里，让我释放了迄今为止全部的想象，用尽了各种力所能及的手段，美美地撒了一回野，完成度也让我较为满意。

再者，我执拗地认为，河西走廊境内的四郡两关，祁连山下的那一片片缠绵的绿洲，假如没有百万字的浩大篇幅，便不足以去描写它的威仪、气节和魂魄，也难以刻画出它的庄严法相。这是文学的自觉，同时也是历史的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