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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文学批评的同人化与圈子化？当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时，侧重考量的是文学批评的生产运作机制、传播形式、接受方式和影响范围。更多言说的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现状。但实际上，从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史来看，这一现象由来有自。早在五四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在启蒙话语的形构下，通过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借鉴和中国传统文论的整合，获得了自身的突出地位。此时，有着相似追求的学人们开始聚集在一起，成立社团、流派，办刊着说，以刊物为阵地，发出时代的批评之声。同人办刊，一时成为热潮，而不同的刊物背后是相异的话语资源和知识结构的支撑，这就逐渐形成了志趣不同的多个文学阵地。最为典型的便是“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之间的分野。可以说，这便是文学批评“同人化”与“圈子化”的滥觞。到了1980年代后，随着政治的松绑和思想的解放，文学批评又续接起“五四”的启蒙传统，在“新启蒙”的语境中迎来高潮。文学批评的“同人化”与“圈子化”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被当下学界审视，并在1990年代以降市场和新媒体的介入下不断发生新变。

“溯源”是为了更好地“定义”，以“五四”为锚点，结合之后的发展，可以说“同人化”包含着这样的含义：首先是一群志同道合之人，他们可以有细部的多样化看法，但是在精神内核以及对某个大方向上的把握与见解是趋同的，由是，他们汇聚在一起，共同发声。其次，它内在地包含了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人”的意味，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就是黄子平、陈思和、金理等人所倡导的“同时代人的批评”，强调批评的“在场”和“当代性”，即同时代的批评家运用同时代的经验对同时代的文学进行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凝视与判断，做“既属于这个时代，但是又不断地要背叛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1]的人。“圈子化”则是在“同人化”基础上的深化与延伸——有着相似的文学观念、审美志趣和理想信念的一群人或是同时代的一批人，汇聚在一起对谈、论辩、办刊、发稿、开会等等，就逐渐形成了文学批评的圈子。在圈子化的运作中，一些散落于同人讨论之间的批评话语获得进一步理论化的契机。这些圈子按其聚合方式可以从审美的、思想的、地缘的、代际的或是组织形式等角度进行分类。程光炜就曾从历时性、地缘性和思想内涵上将当代文学的批评圈子划分为以下四个：1950—70年代的“解放区批评圈”、198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批评圈”、198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批评圈”、1990年代的“学院派批评圈”[2]。而谢昌余则更侧重从代际的角度着眼，结合文学史分期、学人的学术视野、理论资源、知识结构的时代性等因素，梳理了从“五四”以周作人、沈雁冰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批评家到新时期以黄子平、陈思和、吴亮为代表的第五代批评家[3]的谱系。可以说，文学批评的“同人化”与“圈子化”是交织而行的，不同“圈子”的出现也预示着多元化的文学批评观念的生成与逐渐固化，需要辩证地看待其成就和缺陷。

吴亮曾提出过“圈子批评家”的概念，认为“圈子批评家是圈子小说的对外发言者，他们勾通圈子和圈子的联系，协调着相互的关系和彼此的理解程度，为当代文学史的宏观记录提供翔实有据的材料和论证”[4]。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80年代文学场域中的文学批评活动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大环境下，起到了引领思想与风潮，建构起新质话语空间，沟通作家、作品与时代的作用。这突出表现在“北京批评圈”和“新潮批评圈”（或称“上海批评圈”）的活动上。前者以冯牧、荒煤两位开明的资深批评家为核心，带动“一部一所”格局的形成，同时以《北京文学》和北大为阵地，促成了新时期文学的自我确证，产生了“探索小说”等最早打破禁忌的小说新潮。而“新潮批评圈”则以《上海文学》和《收获》以及复旦与华东师大为阵地，以“85文化热”中新传入的西方理论资源为器，催生出崭新的文学观念，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它不仅“影响到‘圈内人’对当下文学的定位（文学批评），同时也影响到对过去文学的定位（文学史研究）”[5]。

可以说，此时批评的同人化与圈子化是文学批评积极响应时代新变和当下文学创作的正向发展，并取得了累累硕果。例如1985年5月由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位学人联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宣读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6]一文，以同人对话的形式提出了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宏大构想。三人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学术兴趣点聚集在一起侃侃而谈、逸兴遄飞，涉及如何理解现代化、民族文化的重新铸造、世界文学的视野、纯文学的合理性等重要论域，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既是同人之间的对话，也是文学批评对话时代的一种方式，在大胆的探索与思想的交锋闪光中逐渐丰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绕不开的问题意识与论述框架。钱理群回忆起这段过往时说道：“李陀曾用‘友情’和‘交谈’概括他所亲历的80年代。子平说，这是‘很传神，准确’的，‘当年的各种思潮与文章的蓬勃潮流’，正源于那些年的‘无限交谈’。子平称之为‘新启蒙’的‘态度同一性’。”[7]可见，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对话性得以生效的基础就是同人之间“态度同一性”的存在，即同人化与圈子化的文学话语生产，是这些“新见”得以快速在转型期获得注目的发声“装置”。而在1980年代中后期引起巨大反响的“寻根”与“先锋”文学潮流的形成，也离不开文学批评的同人化与圈子化生成机制的推动。在“新潮批评圈”的推动下，它们的路径大致可以归纳为“同人—会议—刊物”的模式，从而在这个“装置”中孕育出“新潮”，以对抗传统的批评话语。

1984年的“杭州会议”就是一个具有“同盟”性质的重要会议，是青年作家和批评家们对抗“身份焦虑”与“批评失语”而“直接参与一场小说革命”[8]的聚合。与先有理论框架或讨论核心的其他会议不一样，“杭州会议”是“创作先行”。“清污”结束后，被压制的“现代派”与人道主义开始复归，一批知青作家也在探索着新质表达，从而获得某种自我定位。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等等，这些作品的内容与表达与此前的主流小说都迥然不同。因此，当时惯用的批评模式失效了，权威批评家们没有及时对作家作品进行阐释，这批作品遭到了冷遇。李杭育曾与程德培、吴亮、李庆西等人表达过自己的疑惑——为何北京的权威评论家对我不感兴趣？好在，这些作品调动了《上海文学》和《收获》的编辑李子云和周介人的敏感性，“他们意识到新的变化正在悄悄发生，他们想及时总结这些新的文学现象，这就是《上海文学》和《西湖》杂志，以及浙江文艺出版社协力组织杭州会议的最初动机”[9]。这次会议的参与者除了上述小说家与批评家外，还有陈思和、许子东、王晓明、鲁枢元、南帆、李陀、陈建功、郑万隆、黄子平、季红真等共三十几人，其中、新潮批评家和编辑占据了半壁江山，构成了一个“作家-批评家-编辑”的文学审美共同体。会议以“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为主题，较为宽泛，没有限制发言时间，只要求诸位与会者“就自己关心的文学问题作一交流，并对文学现状和未来的写作发表意见”[10]。会场氛围高度自由，谁的发言引起他人的兴起就直接可以被打断，进行提问并讨论。讲话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天南地北，较为集中讨论的主要有四点：一是现代派作品与现代主义，二是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三是关于新时期文学如何转型的看法，四是对优秀作品的赏析与漫谈。[11]尽管会议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指导意见，但会后韩少功、阿城、李杭育、郑万隆等都相继发表文章，分别为《文学的根》《文化制约着人类》《我的根》《理一理我们的“根”》等，宣告自己的“寻根”立场，并寻求一种理论自觉。《上海文学》一如既往地支持着他们的探索，刊发了韩少功的《归去来》《蓝盖子》、阿城的《遍地风流》、郑万隆《异乡见闻》等几篇，同时还发表了不少创作谈和批评文章，建立了一个文学批评与作家、作品、当下的时代语境互相沟通的有效路径。而后新潮批评家们在《文艺报》《文艺争鸣》《文艺报》《作家》等刊物上对当时颇具争议的话题如“寻根”的合法性、中国的“文化断裂”问题、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争等话题，积极介入论争，在“作家-批评家-编辑”圈子合力的场域下，为“寻根文学”争取话语空间。

回到“杭州会议”，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会上对作家作品的讨论与评介。当时的新潮青年批评家用同时代的经验和审美，挖掘了青年作家作品的闪光点，这对具有革新意识而又有着身份认同焦虑的青年作家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原的《冈底斯诱惑》，原来已经被《上海文学》退过稿，但后来辗转到了李陀这里。他认为其有独特的审美价值，遂将其带到“杭州会议”上，经参会众人传阅后返回主编李子云手中，又经过一轮研讨，于1985年第2期安排发表。这个过程也为马原小说批评“圈子”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吴亮、李陀、黄子平、程德培、李庆西、南帆、蔡翔、周介人、李子云等人，都对马原的“形式实验”给予了肯定，而且会后他们都持续关注马原的小说创作，并对他小说的叙事模式做出相应阐释。例如1985年吴亮、程培德入职上海作协理论研究室后，马原便成了研究室的常客。在作家与批评家经常性的交谈中，吴亮之于马原小说的批评获得了一种介入现场的“当下性”，并以马原为中心与“方法”，开始了自己对“先锋文学”的专题化研究。从《谁是先锋作家》到《马原的叙述圈套》，再到《关于洪峰的提纲》《向先锋派致敬》《期待与回音——先锋小说的一个注解》《为先锋文学辩护》《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论文学少数派在今日的地位》等系列文章，批评家积极践行着“先锋文学”的批评话语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建构批评主体的开放性自我。此外，吴亮和程德培还在1986年时编选出版了《新小说在1985年》和《探索小说集》，以选本的形式，力图展现1980年代小说的某种形成脉络。事实上，选本批评也是一种同人化和圈子化的表征，它以编选者的审美视域和个人偏好为核心，将相关的作品选入自己的“阵营”，力图展现时代变迁的某种内在流变。质言之，新潮批评圈以“同人-会议-刊物”的路径和“作家-编辑-批评家”的批评共同体，完成了1980年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时代语境的同声共振。

进入19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网络时代的到来和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日益成熟，此时的文学批评开始向专门化、职业化发展，出现了“学院派批评”“新媒体批评”“作协批评”三分的圈子。“新媒体批评”以网络为媒介，传播范围广，以猎奇化、时效性、浅白性获得广大受众，占据公共空间话语的很大一部分。随着受过高等教育的新生力量的不断涌现，“学院派批评”的圈子是不断壮大的，如果将其放在谢昌余的代际考察视野里，几乎可以说，“第五代批评家”之后的第六、七……代职业批评家都可以归入“学院派批评”的大圈中。他们主要以高校和研究所为阵地，依靠刊物的推介，如《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当代作家评论》的《寻找大师》等，开始崭露头角。不同于争议颇多的“新媒体批评”，“学院派批评”以批评主体深厚而系统的学术素养和理论储备显得庄重而深刻，将批评从“‘文化-社会型’转向了‘理论方法型’‘知识型’‘审美型’‘精神型’”，“完成了文学批评的范式转型”[12]。如陈晓明敏锐深入又极具理论化的先锋批评、戴锦华的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评等，极大地提高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化。

但不得不面对的是，随着文学地位的辉煌不再，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加之信息时代的冲击，文学批评的“圈子”被挤压得越来越小，文学批评参与公共生活的力度有所下降，“圈子化”的隐忧开始浮出表面。实际上，早在吴亮提出“圈子批评家”时，黄书泉就写了一篇《“圈子”小说家与批评家的“圈子”——兼与吴亮同志商榷》来表达对文学批评“圈子化”的担忧。他认为，“‘圈子’意识过于强烈，就会囿于自己所铸成的模式，突破、变化、发展，就很困难了”[13]。不少声音认为同人化和圈子化就是一群人抱团取暖、自说自话、自吹自擂，大大拉低了文学批评的品格，在政治、权力、人情等因素的介入下脱离现实生活，失去对话性。

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些观点，并认真思考应对及改善的策略。事实上，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学及文学批评逐渐被边缘化的当下，个人的声音太容易被掩盖，而同人化和圈子化有利于形成一种合力，从而扩大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引发能够与时代共振的文学思潮的探讨。在文学史上留下光辉印记的五四文学、“寻根文学”也正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汇聚在一起共同发声而催生的成果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圈子”的建立，或许是文学批评的一种自救方式，批评家们汇聚在一起，集中于一个话题，能发出集束式的力量，激活文坛的生命力，扩大讨论的热度和范围。如对新世纪“底层书写”的讨论，引发了对当下仍挣扎于困境的民众生活的关注。历史地看，许多推动文学自身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文学思潮也正是在这样的抱团取暖式的讨论和交锋中产生的。因而，我们不能因为它的负面影响而猛烈抨击，而是该思考如何扬长避短。事实上，同人化和圈子化与文学批评的对话性和有效性的失落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否则，何以解释有些“圈子”能成为文学乃至时代的引领者？中肯地说，“圈子”的格局与视野、审美与品格，才是决定“圈子”性质和影响力的关键。这就归结于文学批评者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思想质素的要求问题上。要想规避“圈子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文学批评者就应当坚决摒弃阿谀奉承的风气，以敢于剜烂苹果的魄力说真话，恪守文学批评的纯洁与锋芒。保持批评主体的独立性、审美力和感受力，“秉持人性的、审美的和历史的三维时空立场”[14]，随时警惕落入“圈子化”的弊端。同时，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与视野，但不应过分炫技，而是将理论内化为分析问题的思想资源，多关注现实生活，为“圈子”留有缺口，让里面的声音透出来，也在大时代的发展变化中吸纳更多观点。要知道，“画圈”从来就不是为了圈地自封，而是为了积蓄力量后的“破圈”与“出圈”。

注释：

[1]黄子平：《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在暨南大学“文学批评与20世纪文学史的生成”研讨会上的发言》，《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2]程光炜：《当代文学中的“批评圈子”》，《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

[3]谢昌余：《第五代批评家》，《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3期。

[4]吴亮：《当代小说与圈子批评家》，《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

[5]杨庆祥：《“新潮批评”与“重写文学史”观念之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6期。

[6]这一文章后来由《读书》杂志于1985年第10、11、12期和1986年第1、2、3期连载刊发，分为缘起、世界眼光、民族意识、文化角度、艺术思维、方法六个部分。

[7]钱理群：《关于“同时代人”的两点随想——在“同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对话会上的发言》，《文艺争鸣》2020年第3期。

[8]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9]陈思和：《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

[10]蔡翔：《有关“杭州会议”的前后》，《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

[11]详见李杭育：《我的1984年（之三）》，《上海文学》2013年第12期；蔡翔：《有关“杭州会议”的前后》，《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

[12]曹霞：《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的建构与意义》，《当代文坛》2022年第2期。

[13]黄书泉：《“圈子”小说家与批评家的“圈子”——兼与吴亮同志商榷》，《小说评论》1986年第4期。

[14]丁帆：《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摭谈》，《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