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洲》2023年第2期|左马右各: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
1
午睡总是浅的。可没有午睡,夜晚会更睡不踏实。人老了,这睡眠真有丢了或被偷走的惊恐感。一点钟还没躺下,不到两点她就醒了,挨蹭到两点半,起床,去厕所,倒水,兑好温度,回到卧室床边,坐下,拿起写字桌上的浅绿色药盒,把儿子提前分好放在“午餐”(人老了,药就是饭)匣位的药取出,倒进手心,看一眼,五粒(四个整片,一个半片),然后吞进,仰脖连喝两口水压下。她喘口气,慢慢把杯中的水小口小口饮尽。她起身穿上外套,摘下挂在衣架上的帆布小挎包,套在脖子上,再扯住背带让过来左臂,挎好,先装进手机,再放入钥匙,站在原地略微愣神,然后出门了。
余三嫚从两栋楼的夹缝里冒了出来。她在向楼前一片小广场穿行,走去。她刚从街路那边一栋多层楼房的三楼下来。
出门时,她习惯地把目光向楼道内撒一圈。她在找,也是看,楼道内有没有新贴的小广告。没有。刚住进来时,楼道墙面上贴的、印的、写的、喷的,都是小广告,各式各样,从一楼到三楼,她跟看画似的看得有滋有味。偶尔,她也会停下脚步,对着一则小广告认真寻思,琢磨那些她没见过的新词是啥意思。她觉得,墙面花胡点,比光是涂得白森森的样子好看,也有趣。但她也看出了毛病,就是乱和脏。儿媳妇小婕对小广告恨得牙痒痒。有一天上班出门,因为看见一张小广告贴到了家门上,还站在门口边撕边骂。她闷在屋里想,不就是一张小广告,至于吗。她想出门劝一句,再一想,就又打消了念头。
她出门时,小广告已被儿媳妇撕得只剩下几道痕迹,但她在对门门上看到了它。一张巴掌大的粉色纸,中间黑乎乎杵着一个顶天立地的“便”字,两边低点的地方,印着其他内容,凑前细看,原来是张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她心里也不高兴了。这么丑的东西,贴楼道墙上还不行,干吗非贴在人家门上?缺德。她每天下午出门,从三楼下来,这一路像看景似的浏览。发现有新的,她还要停下脚步,认真瞅瞅。如果有几天楼道内没有新的小广告出现,她倒觉得像是生活里少了点什么那样落寞。
三楼还不算高,但对于七十六岁的她来说已经够高了。她腰又不好。下楼时,看着脚下的台阶,她恍惚想,这一脚要是迈空了,没准就一头撞进另一个世界的门槛里。那倒也省事。下到二楼,她也没见有新贴的小广告。现在人都变懒了,连走路爬楼的劲都不愿费了。街上帮人散发广告的,也经常趁人不注意就把大叠大叠的广告纸塞进垃圾箱里。她看着向下延伸的楼梯,突然想如果这样一直向下,不停地向下,她就能自己走进黑暗中去了。她闭了一下眼,眼前果然就关门般黑了。再睁开眼,她就看见脚下的水泥台阶浅浅浮荡着一层虚影,她迈下去的脚,像踩在一片水印的边缘外。她伸手抓牢了楼梯栏杆,这才控制住脚步莫名出现的摇晃。
在一楼的集中电表箱门上,她看到一枚新贴的小广告,是胶粘的,像锡片药板那么大,蓝底色,白字。她停下,凑过去像是歇息,也像安慰自己似的看。她看清了内容,是治疗癫痫和白癜风的,还治哮喘。天天都有祖传秘方冒出来。她在心里嘀咕一句。转过脸来,她看见了楼道外的亮光,有那么一刻,她感觉像被晃了眼,眼前一虚。然后,她就站在楼门外的光亮中了。
她抬头向上看。
她看见了自己家客厅的窗户,窗玻璃上两个圆圆的被喜鹊登枝图案围绕的“福”字。
这时,她才恍然想起自己是从三楼走下来的。因为楼层的事,她埋怨过小儿子亚斌,怎么没要到更低点的楼层。亚斌低声嘟哝说,这怪谁?他手气差。一楼二楼都让别人抓阄占住了,他总不能去跟人家抢吧。亚斌私下也跟人协商过,想调换个楼层,但没弄成。
她有点怀念棚改前住平房的日子。那时,她打开后窗,就可和老孙婆儿说话,想告诉牛小脚点什么,出门敲敲她家后窗就行了。只要在街口一站,能看穿大半条街。在街上,谁说话声音大一点,整条街的人都听得见,不一会儿工夫,还围满了人,好像发生了大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人说话声音大了点,人们就听到召唤出来了。那时,想串街和谁唠个话,还没走到她家门口,因不断在街上碰见熟人,打招呼,就把她从家里招呼出来。现在可好,十几道街的平房拆光了,换成散在工人村各处的二十几栋楼房,没人指路,都不知道原来的邻居住哪里。
搬离那天,她心中有说不清的割舍,看哪里,目光都黏糊糊地挂着丝。那老屋子有什么值得怀念的呢?想想也没,就是住得久了,心里自然生出来依赖和留恋。再深想呢,就是那些说不清的复杂滋味了。仿佛老屋子破损的屋檐、狭小的院落、笨重的铁门,这会儿全是捋不清的神秘牵扯,就连屋内潮湿霉变的墙皮和老觉得落着灰的水泥地面,也成了放不下的心念。俗话说少不离家,老不动窝。她可倒好,不仅老来动窝,窝还被拆了。
她不喜欢住楼房。从心里不喜欢。那种套在大盒子里的一个个小盒子,怎么看都不像家,感觉像住在衣柜的抽屉里。有院有屋才是家。脚踩着地,抬头能看见天,这日子,才过出家的踏实和暖味。
住楼房也不全无是处。有一样让她满意,就是厕所。刮风下雨,或是冬天雪后,再也不用匆匆忙忙提心吊胆地去公厕了。雨雪天去厕所,她最担心。越是担心,这脚下越滑,总觉着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暗处搡扯人。四道街的楼老太太,那么壮实的身板,就因为去厕所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在床上躺了半年,等胯骨的伤养好了,却没由头地添下许多病,秋凉没几天,人就没了。
住进楼房,家里有厕所,她再也不用担心这事了。可即便这样,有时尿急,还会尿裤子。人老了,兜不住气,稍慢点就湿裤裆。想起这事,就让她败兴、丧气,也愈发觉得越老越没用。可越觉着没用,就越是犟着心气活,没道理地想活个大岁数。那劲头,像是还能活出点奇迹来。
2
余三嫚住进了新房子,牛小脚却没能住上。
这个婆娘,满嘴跑火车,嘴没把门,尽爱说些砸锅底的话。搬家那天,她俩在街道上一边闲聊,一边看着孩子们收拾忙活。车装好了,临走时牛小脚拉着她的手,扭头看看前后街上忙碌的人,撩一下眉毛说,老嫂子,这条街上的人,能搬出去,不一定能住得回来啊。
她“呸呸”两声,骂她说话晦气,不招人喜。
被她骂了,牛小脚也不急,还乐。又摇一下她的手,挑着眼皮说,余姐,我这叫实话实说。
她拍一下牛小脚的手背,两人都笑了。
恰巧走到她们身边的亚斌接话说,牛婶是个乐天派,就冲这,也能住上新房子。
车开过胡同口,她在反光镜里还看见牛小脚脸上浮着笑。
儿子说牛小脚是个乐天派,余三嫚在心里偷乐。这婆娘,年轻时裤腰松,见到男人不用解,自己往下溜。水性的,整个工人村出名。就是老了,这梳洗打扮仍有股子歇不下的狐媚劲儿。
闺女亚风说,小时候,街道里的女孩子都觉着牛婶走路好看,可羡慕了。碰到牛婶,看她在前边走,她们就一招一式地跟在后面学。可无论怎么学,都走不出牛婶的风韵来。
这怎么能学得来呢?她想,有些东西是天生的。牛小脚水性,她男人风流,这两口子简直是天造地就的一对儿。年轻时,两人你盯我,我逮你,折腾来折腾去地不消停,像对活宝。工人村若有阵子不传他俩的风流韵事,连空气都是闷的。可传过一阵子,人们又觉得没趣。那点事,没多大嚼头。大家都认为这两口子过不长久,可他们竟也磕绊着过来了。
老孙婆最恨牛小脚的风骚。说她的肚皮像打谷场,那些男人就像着了魔的碾子,在她肚皮上轧来滚去地犯贱。她呸口唾沫说,叉腿撅腚那点事,能鼓捣出啥花样来?说归说,骂归骂,可她在心里非常感激牛小脚。老孙婆长得像个肉坨,家里孩子多,人又手笨,会裁缝的牛小脚没少帮她,常常都大年二十九了,还趴在缝纫机上给她家孩子赶衣裤。这次棚改,老孙婆的大女儿坚持让老太太搬到省城去住。临走时,老孙婆拉着她俩的手说,这一走,再见面,恐怕得到下辈子了。她的话,把她俩说得心酸眼涩,差点落了泪。
牛小脚曾私下对她说,她喜欢和男人在一起。啥也不图。说白了,有时她连个快活也捞不来。她心软,软得像心里长毛。她宽衣解带,委身迎合,就是杠不过自己的心软。她也想过,自己这心咋就硬不起来呢。偶尔,她也想强装一回,硬下心肠,可等到临场,被男人箍住腰,嘴唇舌头又是舔,又是咬,摸上身的手又是揉,又是搓的,她那强装起来的坚硬,瞬间就稀里哗啦地摊成了水。
牛小脚的话,她才不信。人们都传,能摸她那对儿桃花奶的人,全是矿上有头脸的人。她在澡堂里,见过牛小脚的奶。那两坨子肉,粉鲜挺拓,润白滑腻,都奶过四个孩子了,仍不垂不掉,又鼓又翘得撩人。
她家男人说,他们单位的头,跟牛小脚就有一腿。那人姓许,来她家喝过酒。方正脸,人高马大的,笑起来,略显女相,怎么看,都像个周正人。还有秦大鼻子,人刚调到谢庄,就被牛小脚迷住了。那时他还是个工程师,刚平反没多久。等当上矿长,身边的女人像蛆一样多了起来,仍断不了跟牛小脚的来往。听牛小脚说,他头回趴进她的奶窝子,像饿坏的小狗,嘴嘬巴半天也没抬头。等嘬完了,手指捻着她的奶头竟摇头晃脑吟起了诗。那诗句绕嘴,她没记住。等又贪婪地嘬过一阵,他抬眼看下牛小脚,竟把脸一埋,扎进她的乳沟哭了。那大鼻子,一抽一抽的,顶戳得她心窝子又疼又痒。
她听男人说,这秦大鼻子虽说长相一般,可工作有魄力,尤其是口才没人能比。开大会讲话他从不看稿,张嘴就来,讲一个多小时听不到一句重复的话。他还会掌控效果。有时讲着讲着,他会突然停下来那么几秒钟。在这几秒钟内,坐满一千多号人的工人俱乐部,鸦雀无声。等他的声音再经过扩音器放大后又回荡在俱乐部空阔的顶棚间,底下听会的人才回过神来。不一会儿,就听见一阵暴雨般的掌声。给上级汇报工作,他把汇报材料往桌上一撂,一眼不看,汇报内容和数据丝毫不差。
男人有能耐,有本事,又能咋样?她想。还不是到了女人肚脐眼儿下就迷路。男女那点事,一出一入看着简单,其实就像口深不见底的井,里面藏的全是些猜不出也猜不透的谜。人世间的谜。
牛小脚两口子闹腾大半辈子,到老了,竟谁也离不开谁。出门,上街,两人手挽手,你牵我拽,形影不离。谁都说他们是在作。可那样子,谁看见又都心馋眼馋。一件事,能作出彩,作得离奇,也蛮不简单的。换别人,怎么作也作不出景来。
可惜啊,牛小脚没能活过那年冬天。活过冬天,新房子就分下来了。听人说,回迁那天,在新居的楼道口,牛小脚男人抱着她的照片,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喊她的名字:慧云!慧云……咱回新家了。
街坊邻居,看到这场景没一个眼不进水,湿嗒嗒的。过后,人们又都糟贬这老东西是在作猴儿戏。不管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唱,事能做到这份上,在街坊眼里也算是尽到了两口子的情分。等到秋天,人们见牛小脚男人又领着新人上街,出入新家,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这年头,人们也见怪不怪了。
那天亚斌从单位回来,说要去医院看牛婶,问她去不去。她听说这死老婆子病了。开始以为没啥大事,后来听说是恶病,癌,她这心就无由地沉重起来。等亚斌说要去探视,她心里猛然就塞满慌落和不安。她真想去看看牛小脚。可迟疑半天却对儿子说,我不去了,见到你牛婶,代我问个好,让她好好养病。
她怕天冷。走在街上,风缠着身子,有种走骨头缝的刺凉。再说,这个冬天太冷了,冷得一直让她感到不祥。其实,她不想去还有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她怕。没来头地怕。她怕看见牛小脚。看见她躺在病床上,就像看见自己散了魂的影子附在她身上。再说,她也不知道瞧见牛婆子后该说点啥。以前做邻居,见面斗嘴闲扯,消磨时间。这会儿,牛婆子前脚踩在阎王殿门里,后脚跟在门外,真不知该咋劝解。那种口是心非的安慰话说了她自己都不信。见面就哭,那还不如不去。年岁越长,她越怕去医院看病人,仿佛医院的大门内有魔障,人进去就会迷路,出不来。可要是她感到身体哪儿不舒服,却又紧催着儿女带她到医院去检查。那情势,像稍晚点儿就被耽搁了。她也说不清这是为何。真是怕吗?人都老到坟头前了,还有啥可怕的。真不知是心里哪根神经搭错了弦。别人都说,人老了,会越活越胆大。她可不是。她是越活胆越小。晚上家里没人,她都不敢一个人孤着睡了。她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亚斌从医院回来告诉她,牛婶说恐怕她住不上新房子了。她被自己说过的话咒了个准。听亚斌说完,她心里酸楚涩苦,默默难过许久。这个牛小脚,满心欢喜盼着住进新房子,可最终也没遂了心愿。
人这一辈子,又有多少事能遂愿呢。
3
在外租房这两年,工人村先后有二十多个老人去世,没能回迁住进新房子。余三嫚把这些人像放电影一样在心里过了一遍。后街的邢家老两口、刘老太太、段老头,搬出去没一年,就先后得病死掉了。两个大名人李修年、谢望松,也没了。动员拆迁时,就这俩老头积极,这家那家发传单、做工作,帮忙收拾搬东西。楼盘开工,又自荐到工地上当义务巡楼工和质检员,定期向大家通报楼房施工进度和质量。到了,还就他俩死得早。李修年拆迁开始后,在九侯村租个闲院住进去,冬天生煤球火取暖,中煤气熏死了。谢望松死得更离奇。
李修年在谢庄是个人物。他喜欢集报,收藏。因为有这爱好,也结交了不少朋友,天南海北去过不少地方。他那点工资,也全糟蹋在这爱好上了。他顾家少,自然遭到老婆反对,慢慢地一家人都开始反对他,他在自个家里成为孤立分子、人民“公敌”。据说,他的集品中有不少珍品,报纸有延安时期的《新华日报》,有创刊最初的《人民日报》。最让他骄傲的是,他有一张苏区时期的《红星报》,是张绝品。这让他在集报界小有名气。可他老婆不买账,两口子为这争斗一辈子。两人闹得最凶的一次,是大儿子结婚前一年。临近年关,李修年得到朋友消息,说湖南有个集友病危,要出售部分藏品,他听后就准备前往。老婆不同意。儿子过罢春节要结婚,家里一摊子事,哪能离人,何况,他想动用儿子结婚的钱。李修年坚持去。老婆坚决反对。两人从早晨吵到下午,李修年再不能等,从老婆手中抢过存折就往外走,老婆死死抱住他不撒手,两人厮打到院子里,三个儿子堵在院门口。李修年急眼了,一脚把老婆踹倒,冲着院门前的仨儿子怒吼,滚!女人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挥手喊道,给我打!打死这个老混蛋!
三个儿子扑上来,摁住李修年就是一顿臭揍。他老婆趁机抢下存折,回屋去了。进屋前,她对仨儿子说,把这老东西扔大街上,他爱去哪儿去哪儿。
李修年湖南没去成,还被老婆赶出家门。他每年都是在单位集体宿舍过的。三十晚上,他一个人喝着闷酒,越想越气,气到义愤难平,趁着酒意手书一副对联,贴在宿舍门口。联句是:妻不贤心二分居,子不孝哥仨打爹。横批是:这年难过。他这打油联很快传开,成为那年谢庄煤矿工人村街头热播的逸闻。
还有几次,李修年两口子已经像模像样地走到民政局门口了,可不知为何没进门。那门,谁都知道进去再出来,夫妻就变路人。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在他办退休那年,老婆捎带着跟他办了离婚。大家都纳闷,这俩人,磕碰一辈子没离,怎么老了老了反而离了。孩子们一边倒地支持母亲。说是离了,两人还住一个院,但各起炉灶,各过各的。孩子们回来,也不跟他来往,躲着他。棚改前两年,他老婆死了。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偶尔,大女儿回来看看他,三个儿子跟没他这爹似的。
他自己倒也活得乐呵,像个老顽童,过着没心没肺的日子。棚改动迁,他的那些宝贝成了负担。他心一横,找到市博物馆,把所有集品、藏品无偿捐了。听儿子亚斌说,李修年是个收藏杂家。报纸为主,旧书、旧币、邮票、古玩、字画,他都涉猎。捐赠这事让他名噪一时。省里、市里、矿区的报纸、电视,都大篇幅进行了报道,他到处亮相,弄得跟个名人差不多。为这事,他那小儿子是既恨又恼,放出话来,说这老东西,死了,他都不哭一嗓子、掉一滴眼泪。他听人说,那一张《红星报》,价格都炒到了十几万。老头手里还有几张整版的猴票,不少地方名人书画。他那堆破烂玩意儿要都进入市场,保守说,也值两三百万。
李修年不仅有集藏爱好,还是九侯王研究协会的秘书长。说是协会,其实也就十几个人,清一色的退休老头。最近几年,余三嫚的儿子亚斌也迷上历史,经常混迹在一帮老头中间。起先,她还纳闷,跟帮土埋半截的老头有啥好混的。这孩子,打小没什么志向,贪玩好动。他喜欢踢足球,踢坏了无数双鞋,球也踢破了有一筐,邻居家的窗玻璃也被砸了个遍。高考时,他胡乱填写几个志愿,张榜后全无音讯,就上了矿务局技校。技校毕业回到谢庄,在井下当绞车司机。余三嫚疼爱小儿子。她常想,女人生孩子时经受多少痛苦,就有多少爱陪伴孩子成长。女儿亚凤说她的心脏因过度疼爱亚斌已出现了轴向偏移。在亚斌之前,她还怀过一个孩子,但小产了。或许是这个孩子的意外夭亡,让她母爱泛滥。
家中客厅的书架,原没几本书,现在都摆满了。亚斌常在下井时怀里揣着书,偷闲看。余三嫚听人说,绞车司机是个技术活,责任大,稍不留神,便会出大事。那一年,他们的老乡王憨的,就是在井下开绞车时睡着了,被罐车扣铁帽子,砸死了。她叮嘱亚斌,下井危险,工作时小心点,别分神。亚斌一脸轻松,告诉她现在井下和以前不一样。他还给她解释说,憨的叔开的是那种“小棒子”车(井下一种小型运输绞车的俗称),跟他开的绞车不是一种东西。拿车比,区别就像三马子与奔驰。他开的这种大型绞车,全是自动化控制,过卷、过载、过流各种保护几十种,闭着眼开也不会出事。何况,他工作时专心得很,从无杂念。亚斌还说,他工作的车房美观整洁,一尘不染,有这么好的环境,不利用起来简直浪费。儿子说工作环境好,她信。她在亚斌拿回家的一本企业宣传画册上看到过。她还看见画册上的人,头戴安全帽,脸干净得像装出来的一样。她疑惑地拿着画册问儿媳妇小婕,这下井干活的人,脸都这么干净?小婕说,亚斌他们这样。小婕在矿灯房上班,对班了,发灯收灯,两口子常碰面。
她撞见过下井刚上来的人。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会儿她刚跟着男人来到矿上,有一天,她闲着没事,不知怎的就溜达到井口,正赶上一拨人从黑乎乎的井洞子中冒出来。她猛地撞见,竟像受到惊吓呆住了。那是群什么人啊。衣服穿得破破烂烂,分不清颜色,脸上,黑黢黢地沾满煤粉和污垢,眼向外鼓,白眼珠子吓人,嘴唇泛着粉色,一口白牙,像嚼过生石灰,瞅着瘆得慌。他们穿着脏污的高筒胶靴,踩出“库嚓库嚓”的疲沓声响从她身边走过。他们经过后,空气中留下一阵混合了汗腥味的难闻气味。
那些人走远了,她还站在原地愣神。
这时,从井洞子又涌出一拨人,像刚过去那群人的翻版。他们又“库嚓库嚓”地从她身边经过,高筒胶靴的踩踏声溅得她内心生疼。看着他们,她无由想到自己的男人,瞬间像心里扎进锥子。这扎疼感过去,她嗓子眼发紧,直想吐,便急忙转身离开了。她边走边想,那几百米深的地下,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群脸面干净的人,下去干一班活,再上来怎么就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了?她真想下井去看看。看看男人们干活的地方,看看她的男人干活的地方。在工人村,有女人下过井。那是街道组织家属去参加高产。她没下过。她还听男人说,矿务局的汪村煤矿曾组建过一支女子采煤队,在全国引起轰动,她们还受到过国务院副总理的接见。这是多么让人骄傲的荣誉啊。可等她看到过下井上来的人是那种样子,便无由地可怜起这些女人来了。她们得遭多大苦、受多大的罪啊。她曾对着镜子,一边看自己,一边去想那些下井女人的脸,怎么想,都想不出一个完整的形象来。她就去过井口一次,以后再没去过。男人也不让她去,说井口那里来往都是罐车,危险。
4
关于九侯王,历史上能查到的记载并不多。亚斌告诉她,他们查遍了典籍,也就找到两段,都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史记》集解《括地志》载:“相州滏阳县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也名鬼侯城。”亚斌说相州就是现在的安阳,滏阳县就是磁县,九侯城就建在紧挨着谢庄工人村的界城。那里有考古发现的王城遗址。起初,她听亚斌说九侯王的事发生在3000多年前,以为离她远着呢,没承想,这九侯王就曾活在离她这么近的地儿。另一则记载来自《史记·殷记》:“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亚斌把九侯女的故事讲完,又说,那个“醢”字,在古代是一种酷刑,意思是把人杀死后,再剁成肉酱。她听罢吓得一哆嗦。这个坏蛋纣王,真狠啊。他不仅害死九侯王的女儿,杀了九侯王,还把人家剁成肉酱。
亚斌还说,李修年租房租到界城,就是为了研究方便。他租住的小院,在村边上紧靠着王城遗址。经常有人来拜访他,据说还有北京、石家庄的大学教授。他死前,正在写一本书,是一本研究九侯王与磁山文化传承关系的着作。可谁也没看见遗稿。亚斌说,磁山文化也了不起,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是华夏民族文明发源地之一。考古挖掘证明,家鸡和谷子最早出现在中国。她搞不懂,这鸡和谷子,也非得研究出个来处。
磁山距离谢庄三十多公里。从邯郸乘坐环行客车,就经过它。环行客车从矿区进入彭城,再向西,折弯向北,沿着鼓山西侧一条狭长山地通道驶向西北,经过义井、拔剑、姚庄、通二、无极几个车站,便到达磁山站。火车再一路向西,过武安后,便驶向环行客车的终点涉县。沿着鼓山一侧的这条狭长通道,就是着名的太行八陉之一,滏口陉。它蜿蜒向西,进入太行山腹地,连通山西。彭城车站,就建在它东出山地的滏口要冲上。从这里往东,穿过鼓山与神麋山夹峙的山口,便是望不到边际的冀南平原。
她当年来矿,就是在彭城车站下的车。
那时,男人指着暮色中一道蜿蜒横斜向北绵延而去的高大山脊,对她说,这山,叫鼓山,山上开凿着两座石窟。丈夫指着远处一片柏树林说,那露出塔尖的地方,是南响堂寺。沿着山脊向北,还有一座北响堂石窟,在半山腰上。那会儿她坐车坐得晕头转向,根本没听进去男人说的话。这会儿她又恍恍惚惚想起当时的情景。有阵子,工人村都传棚改结束,要在九山水库建公园,名字叫九侯湿地公园。大家一听九侯这俩字,都蒙了。别看在谢庄生活了这么多年,可真知道九侯王是谁的人,没几个。
李修年死得寂寞孤怜。他死后三天才被发现。起初,到他的住所敲不开门,大家也没在意,以为他又外出了。谢望松有事找他,打电话,一直通着,却无人接听。他感觉到不对,找人搬来梯子,叫亚斌下到院子里去看。在西屋床上,李修年人都凉透了。
谢望松把各路朋友召集来,料理后事。他又设法联系老李的家人,电话一一打过去,就大女儿来了。李修年生前跟朋友们交代过,他死后一切从简,尸体火化,骨灰撒在九侯湿地公园内。他的丧葬金足够处理后事,剩余捐了。谢望松和会友们商量,按老李交代的办。至于费用,没几个钱,大家分摊了。在骨灰处理上,会友之间出现分歧。有人提出,九侯湿地公园是公共设施,撒个人骨灰不恰当,传出去也遭人骂。最后大家决定,在九侯湿地公园山坡上的松林里,找棵树,悄悄把他的骨灰埋了。
埋葬完李修年,谢望松感慨不已。人生在他的眼里,突然就像写字出现败笔一般,显得无趣了。亚斌说,谢望松虽不喜欢李修年为人处世的做派,却很欣赏他埋头收藏的这份执着。他告诉亚斌,当年,李修年曾张嘴向他求书“敝珍斋”三个字,说是给藏室命名。他不仅欣然答应,还一时兴起赠给李修年几幅字。李修年也从自己的藏品中挑出两幅字回赠给他。这一来二往,他们之间便生出格外的默契和交谊。后来听说,为李修年的丧葬费,三个儿子闹得撕破了脸。
李修年死后,亚斌也受了刺激,整天没精打采的。这让余三嫚想起王憨的出事后,她男人失魂落魄的样子。这爷儿俩,不仅长得像,性格脾气也像一个模子拓下来的。他男人和王憨的,在矿上是来往最多走得最近的老乡。王憨的与男人一个公社,两个村子一东一西,隔着三里地。王憨的这人,名字听起来土得掉渣,却是个灵巧人,做得一手好木工。他圆脸盘,鼻子略上翘,说话慢条斯理,风趣逗人。有次在家里吃饭,提起老乡关系,他说,嫂子,在矿上,我跟俺赵林哥最近。不光是土近,心也近。这么说吧,每天太阳是从俺哥家屋檐上升起来,又从俺家屋檐掉下去的。
刚来矿上,他们那个家哪像家啊。屋子里,空荡荡的就一张床,架在墙角的砖垛子上,还是一块床板跟几块木板拼出来的;屋角戳着个四开门的旧柜子,酱色,不仅漆面污损,还少一条腿;再有就是几个井下装火药的炮箱子。后来,男人攒下点木料,王憨的休班,帮忙打了个方桌,几个小凳。再吃饭,他们就不用摞炮箱子了。之后,又慢慢打下木床、衣柜、三斗橱桌和两把椅子,家里来客人,也能像模像样地坐坐。王憨的出事前,已答应帮忙再打个写字台和酒柜,木料都看好备齐,结果撂半道上了。
那天,男人下班回家有点晚,她问忙啥去了,男人回一句没忙啥,就闷着头抽烟,不说话了。她以为男人单位或班上出了啥事,不顺心,就没再往下问。等到夜里,孩子都睡了,他才在床上告诉她,王憨的出事故死了。这话唬得她半天没缓过神来。他简单给她讲了事故经过,等说到王憨的被罐车扣了铁帽子,砸死,她忽然觉着眼前一黑,像有扇窗关上了。被莫名的恐惧攫住的她,搂紧男人哭了。
那阵子,她明显感觉男人话少了,烟抽得又凶又多。他闲了,或是休班,唯一的爱好就是转山打兔子。王憨的没少来家吃兔肉。可这会儿,别说出门打兔子,他枪都懒得摸,像是连看也都懒得看了。那杆像宝贝似的长管猎枪,可在家里闲挂了一阵子。
冬天的时候,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早晨等她把院子内和门外的雪清扫干净,回到屋里,看见男人坐在三斗厨桌边仔细地擦枪管。大儿子亚东蹲在他身前看,边看边问。亚东想让爹带着他一块去。男人不答话,只是耐心地擦枪。亚东磨过一阵子,看磨不出结果,就跑出门去玩雪了。她呢,赶忙走进厨房,给男人烙了一张大饼,煮了俩鸡蛋。傍晚时,男人回来了,从帆布兜内倒出三只冻得硬邦邦的野兔子。
那段时间,她做梦常梦见王憨的。在梦里,他不是在院子里下锯开料,就是躬腰绷腿欻欻地在板凳边用力推刨子,要不便是一手钉锤,一手凿子,坐在板凳上凿榫合卯。不管干啥,嘴边总粘着半截烟卷。那半截烟卷,怎么看,都像随时会掉、会烧着嘴,可它就是掉不下来,也烧不着嘴,一直似悬似垂地吊在嘴角。他左耳朵上,老夹着一截酱红色的宽铅笔。院子里散着刨花的淡淡木香味。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围着王憨的跑来跑去。王憨的忙里偷闲,不时逗弄他们一句,孩子们便用手里的木枪和木剑,瞄着他射击挥砍。等他们再跑过来,手里木枪、木剑已换成了木船、木鱼和木鸟。院子那么小,孩子们却跑得飞快,无遮无拦,像光线里到处都是缝隙。他们跑着跑着,就长大了。长大的孩子变成鱼,游进了海里,变成鸟,飞到了天上。她昂起脸,目光也跟着孩子们游进水中,又浮到天上。突然,那木鸟飞着飞着翅膀断了。断掉翅膀的木鸟快速翻滚着往下坠。啪的一声,木鸟落地了。她喊叫着奔过去。等到近前,一看,跌落在地下的竟是王憨的。他脸朝下,四肢伸开趴着,脑袋边洇着一摊血。她“啊”地大喊一声,便醒了。被吓醒后,她盯着屋顶飘忽的暗影,心扑腾扑腾地跳,一抓一揪地疼痛。
这王憨的,心细手巧,每次干完活,剩下的下脚料便给孩子们雕成玩具。亚斌到现在还收着他制作的一副鲁班锁,那是他的宝物。没事了,就拿出来拆解,还教女儿玩。那副鲁班锁是全水曲柳硬木打的。随便拎起两块拍一下,那脆响,像玻璃球跌在瓷碗里。时间久了,木面上都磨出了幽亮的包浆。
李修年死后没多久,谢望松也死了。他死得离奇。竟是淹死在九山水库里。刚进腊月,他下午出门,天黑透了还没回来。打电话,电话关机。家人找遍他可能去的地方,也没寻着一点线索。家人不敢耽搁,就报了警。
一个星期后,在水库北岸钓鱼的人,看见对面远端的崖壁下漂着一坨东西,起先没在意,等再看,觉着像个人。他满心好奇地绕过去,走近一看,果然是个人。他丢掉嘴边的烟头,哆哆嗦嗦摸出手机,拨打110报警。
警察来了,还带着法医。人捞上来,经过辨认确定是老谢。老谢家人要求警方立案侦查。矿区刑警队的人经过调查走访,没发现任何凶杀迹象。再者,老谢的尸体上也没有明显伤痕。警察怀疑是自杀。可老谢家人称,死者生前健康乐观,不可能会自杀。警察便推断他可能是不小心失足落水,淹死的。家人又反驳说,老谢水性很好,还是矿区冬泳协会的成员。警察建议家人给死者做尸检,以便进一步确定死因。孩子们同意,可老谢老婆不同意。老谢退休前是矿工会干部,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矿区书协副主席。活着时,是个体面又讲究的人,死了怎能受开膛破肚之苦。她受不了。这事她想都不敢想,儿女最后只好妥协。在殡仪馆冷冻箱里多躺了半个月的谢望松,被火化后,埋进贺兰山墓园。
5
余三嫚只数过上下两道街,就有熟悉的人没了七八个。这人一老,真是不经折腾啊。想到这里,她心里全是疼痛和惋惜。惋惜之余,忽然又感到一种巨大的满足。她还活着,活着住进了新居。但她一直在怀疑一件事,这事她和儿子女儿也说过,拆掉一排排的平房,推平一个个像豆腐块似的家院,到处都戳起楼房,这工人村还像村子吗?她记得儿子和女儿都没满意地回答出她的这个问题。其实,这早已不是问题了。二十多年来,工人村已陆陆续续建起来几十栋楼。不过,这楼是一点点高起来的。最早建起来的是单面小二楼,没水房,没厕所。后来又建了六栋三层高的楼房,楼内有厨房,有厕所。再后来,便是四层、五层、六层的楼房。这楼房都建在外围,把工人村十几道街的平房牢牢箍住,从远处看,这些老旧平房就像陷在大锅底里。可也怪,这楼房建得越多,越高,就越不够住。棚改动员拆迁时,说工人村拆掉十几道街的平房后,要再建二十多栋楼,而且一半都是带电梯的小高层。那时,她和牛小脚、老孙婆闲扯,说这煤矿眼瞅着一年不如一年,工人村的年轻人都到大城市闯世界了,将来这楼建好后,有那么多人住吗?老孙婆说,想不了那么远,但咱肯定要回来住。牛小脚说,不怕你俩听着丧气,咱不光要回来住,最后就是死也得死这儿。
谁也不清楚一片煤矿家属区为何就起个如此古怪的名字:工人村。在整个矿区,大大小小的工人村建有十几个,它们像影子一样依附在一座座煤矿旁边,聚集着来自天南海北的人。有人考证过,说这名字来自一部苏联电影。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不简单,曾留学苏联,他是参与峰峰煤矿早期建设的工程师。也有人说,工人村这名是从东北传过来的。更有人说得直接,这没什么复杂的,工人村,顾名思义,就是工人居住的村子。不管这名字如何得来,它像树一样在峰峰这片土地上扎根了,并慢慢长出树一般的无形冠影,遮蔽着来到它身边的人。
住在工人村里的人,是户口本形式上的矿区人。周边村子里的人,从没把他们当做过矿区人看待。在他们眼里,工人村一直是个怪胎。它有个像村子似的名,但住在里面的人,没一个是下地干活伺候庄稼的农民。他们这些吃商品粮的人,在那些艰难岁月,让周围村子里的人既羡慕,又嫉妒,还莫名地恨。说起工人村,余三嫚常在心里犯嘀咕,她总觉得自己人虽住在村里,可心总像在不知道的地方无依无靠地浮着漂着,没有着落。偶尔恍惚,还会莫名听到一个声音问,你是这村的人吗?那时她内心便无由惆怅一番。她忽然想起儿子亚斌说过,李修年一直想死后葬回老家,他原籍山东德州,最终也没遂了心愿。余三嫚听人说,等棚改房盖好,住户回迁,原来的工人村身份也跟着发生变化,改称社区。怎么可能呢?平房被推倒,在原来的地方挖下一座座深坑,像种树一样让楼房一层层冒出来长高,然后工人村摇身一变就是社区。说起来多么简单,像随便丢掉或埋掉点什么。这事她想不通,也在心里结着疙瘩。她生活的大部分记忆,都留存在工人村中,那是像河流一般的岁月,它粘附在心中就无法分离,也难以摧毁。
穿过市场街口,余三嫚来到一条慢上坡的卵石小径上,她的脚步慢下来,慢到小心。她一步压着一步,把脚步走稳。但那样子总给人一种随时会被什么绊倒的危险感。这是一个人衰老后明显的迟缓步态,她不放心地看着自己的脚,带着仿佛要脱离她似的迟疑向前移动。她迈出的每一步,随时都可能到达一个隐藏的人生终点,那是像光一闪就不见的东西。这东西,经常会在她抬头的瞬间,恍惚看到,又瞬间消失。这几年也怪,她总是在抬头的恍惚中猛然就看见点什么。那东西虚飘飘地影绰绰地在眼前悬浮晃动,像在招引她,又像是在呼唤。等她稳住神,定眼看,眼前又什么也没有了。起初,她觉着心疑,还有点怕,后来便习以为常。偶尔,她还会凝神盯着某个虚空处看上许久,那架势,是铁定心要把眼前的一切看清楚了。可眼前什么也没有。要有,也只是风一样流荡着的虚缈心绪。它们从看不见的缝隙滋生,又从看不见的缝隙消失。
余三嫚走着走着,忽然停下了脚步。她在找自己的影子。自己咋没了影子?她被这个发现吓着了。这么亮光的太阳,这么晴的天,自己咋会没影子呢。短暂的一惊后,她明白了。自己还在楼影里呢。楼影遮住了阳光。没有光,人哪里会有影子。她就是走完这条卵石铺的小径,也走不出楼影。楼建得太高了,高得她都不敢仰起脖子看。她觉得只要自己抬头仰望,那高耸的楼体,就会顺着她的目光倾斜,倒伏,压过来,掩埋住她。这会儿,她就埋在它斜长的影子里。她抬头向前看看,要想看到自己的影子,得等到走上那条彩色水泥地砖铺的便道。走到那里,才可走出阴长的楼影。而踏上便道,没多远,也就走到小广场上了。
她内心忽然生出一种漫长感,仿佛脚下的路一时远得没了尽头。
她看到自己的影子了。余三嫚的影子。那个一直跟随她多年的影子,又接到身上,回来了。她专门停下来,看自己倒向一侧的影子。它与巨大的楼影相比显得那么小,它就紧贴在楼影一侧,稍一晃动,就会被楼影重新吞没。她带着终于摆脱掉点什么的轻松,还有像战胜了点什么的骄傲,向前走去。她看见自己的影子比她先到广场一步。那影子,斜着折叠一般印在广场的麻灰色地砖上,它摇晃着爬上两个台阶,再向前,折过一道弯后,就戳进了小广场,然后,它稳稳移动,渐渐融进一棵柳树摇动的影子里。四月里,柳树刚长满新叶,泛着油润的绿意。枝条的影子垂下来,被风摇得散碎、婀娜。她扎进去的影子,是结实的。她放下手里的塑料凳,安然地坐在凳子上。她坐稳了,挺直腰,左右扭转脖颈,把目光抛向身边的不同方向。她来早了。其他老太婆,一个还没露头。
午后的风,暖暖吹拂着。柳树的枝条摇摆,它的影子像水的波纹起伏荡漾。风,忽地快疾起来,树的枝条也跟着凌厉。她安坐的影子,一会儿被它恣意地覆盖,一会儿又显露出来。这意兴像是捉迷藏。她来了兴趣,就把目光盯在影子上看。柳树的影子是晃动的,她的影子扎住,一动不动。这样专注地看了一会儿,它们又像都在摇晃。风再缓下来时,她默默地笑了。风再迅疾起来,她的眼神更专注了,那神情像个孩子。
就在余三嫚被自己和树的影子纠缠住的时候,老叶家悄悄来到了她的身边。她是从她左边的方向过来的。这老叶家,有个外号叫小钢炮。她也不知道人们怎么给她起这么个外号,是说她身子骨结实,走路噔噔的,还是说她说话嗓门亮呢?平房没拆时,老叶家住十一道街,这会儿跟她前后楼。她也是走了很久,才从压住她的楼影中挣脱出来。她背着一把可以折叠的帆布小凳,到跟前,她把它展开,挨着她坐下。小广场上的柳树下又多出来一个人影。
你早出来了?老叶家问。
嗯。她想都没想地答道。
你嗯啥?老叶家像是不满意她这样敷衍地回答。
她瞄一眼她,不说嗯,我说啥?
她看到老叶家笑了。笑过的她说,你这老太婆,也是个怪焉货。说罢,她又笑了。
余三嫚也笑了。她们都笑了。
笑完,她们又不说话了,用手轻轻捏拿着胳膊或是抚拍腿。过一会儿,她们继续小声说话,还是那种有一句没一句的话。不说吧,闲着淡味,说吧,嘴里冒出来的都是些没盐没醋的话。人老了,说话也变得寡滋寡味。可这寡味的话不说,更觉着心里闷,憋堵。
余三嫚抬头看一眼天空,忽然就想到楼下老隋家的母亲,那老太太,人已九十五岁了,腰不弯,腿不颤,眼不花,就是耳背。你凑到她耳朵边喊,她也听不清你说的个啥。她每年冬天来,立夏前走,在闺女家住冬。旁边单元也有个这样住冬的扈老太太,两人年龄相仿,身体差不多,也耳背,比她还严重。这俩老太太都有一个习惯,晒晌。每天午饭后,余三嫚都能从阳台的窗户看见她们。两老太太,一人屁股底下垫着块厚泡沫板,怀里抱拄着拐棍,坐在花坛边的池沿上,边晒太阳,边聊天,你一句我一句的,聊得特起劲。起先她还纳闷,不知道这俩老太太心里有多少话,聊得这么开心。等她想起这俩人都聋得听不见声响,却聊得那么起心欢畅,便莫名在心里涌起一阵悲酸苦涩,接着心底又冒出说不清是欣慰还是怜悯的混杂感受。过后,她想明白了。这俩老太太,怎么聊,聊什么,都已不重要了。活到她们这个岁数,坐一块,只要张嘴说话,不用听见,她们已看懂对方说的是什么了。她们漫长的人生已经让她们获得知晓一切的智慧。想到这里,她扭头看一眼身边的老叶家,正巧,她的目光也瞟过来。她们的目光短暂地碰到了一起,一碰过后,又分开。但就这短暂一碰,她们便读懂彼此脸上的表情和内容。看过这一眼,她心里瞬间掠过一丝茫然。这脸上哪还有什么表情、内容,全是扎眼刺心的衰老。她微微仰起头,把目光抛向远处。远处又能有什么呢?在她眼里,远处全是一些没着没落的东西。
柳树的枝条还在风中不疾不徐地摇晃着,它的影子继续覆盖或是躲闪着她们的影子。
6
徐大奶撇着八字步走来了。老郝家跟在她身后。楼影里还有人在向着小广场移动。慢慢地,她们一个个走出沉重歪斜的楼影,从不同方向聚到广场上。彼此打过招呼后,她们坐成了一排,八个或九个,有时十个,最多时还会再多两个。她拿眼看一遍,老靳家今天仍没来。她昨天就没出来,说是感冒咳嗽,住院输液了。她想问问和老靳家一个楼口的邻居老郝家,她的病好点了没。但她忍住了,人家都不问,就自己多嘴多事。
这老靳家也是苦命人。那年,井下发生一起大事故,一次死了六个人。事故就发生在老靳的班。当班,掘进头上放完二茬炮,一直进不来罐,班长让老靳出去催。他离开掘进头,没走出五十米,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滚雷般的轰响,接着一股强大的气流裹着粉尘把他吹倒了。巷道里一派混沌,什么也看不见。等他爬起来,便想,坏了,一定是前头出事了。他赶紧往回跑,等来到近前,灯照过去,一看,刚才还在干活的六个人,人影都不见了。他们全被埋压在塌方冒落后的砟石下。他当时就吓尿了裤子。等回过神,便连滚带爬地往外跑,跑到把钩洞,抓起电话向上报告。调度室值班坐台的人,听他连呼带喊嚷嚷半天才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救护大队的人赶到现场,被埋压的人一个个刨出来,全死了。出事后有很长一段日子,整个工人村像淹在苦水缸里。
人们都说,这老靳真是命大。那可是前后就差一两分钟的事。这一两分钟,隔开的是生与死的阴阳两界。他活下来了,那六个人都丢掉真身做了鬼。咋就这么巧。巧得毫无道理,也没理可讲。出事故的掘进头封闭过一阵子后,又开工了。设计好的工程,不能停。这跟打仗一个道理,明知有危险,会死人,号声一响,也得往前冲。再说俗点,人总不能因怕噎着,就不吃饭了。开工前的准备会上,新调过来的班长老纪给区里建议,下井时给他六瓶酒,他要在开工前祭拜一下。这既是告慰亡魂,也让后继者心安。区里破天荒地答应了,还是邯郸大曲。那会儿这酒可是好酒。听说这酒是前区长老姚自己掏腰包买的。出事后,他被撸了职,降职到后勤科养老去了。区里研究复工,他听到消息主动找来说,这酒他来办。出这么大事,死这么多人,他有愧。据传开工前,井下其他区队人员路过这个作业地区,都会主动放慢脚步,轻轻走过,那样子像怕惊动了什么。有个送班中餐的工人,他是单岗,天天经过巷道口,都跟飞一样掠过,生怕稍一迟缓就被什么绊住脚步。有一天,他壮着胆走到栅栏前,嘴里念念有词往栅栏内放下几个馒头,然后扭身就走。过了两天,他又壮着胆再去放馒头时,发现之前放过的馒头不见了,他登时头皮麻炸,丢下馒头跑了。升井后他立马告假休了一个星期。
出事后,老靳被调到别的班组,可没过多久,他像被抽了筋骨,人变得无精打采,后来又变得神神道道,跟中魔似的。起初,人们以为他是受到过度惊吓,脑子出了问题,缓缓劲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但半年时间过去,他不仅没好,还添了新毛病,打人。他倒也不打外人,专打自己女人。老靳家每天出门,脸上不是青一块紫一块,就是胳膊肿着腿瘸着上街。起初她还遮挡,觉着羞辱,后来便不遮不掩地穿街走巷了。有时被老靳打急了,她就骂,当初也该把你个龟孙砸死在井下。听她这样骂,老靳打得更凶。有时打着打着,他便忽地停住,仿佛突然间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他双手捂住脸,转身就往墙角的桌子下钻,屁股一拱一拱的,边钻,边嗷嗷地哭叫:放了我。放了我……矿上见老靳越闹越厉害,经过与家属协商,把他送进河南新乡的精神病院。半年后,精神病院致电矿上,让去接人。经过治疗,老靳看着像个正常人了,可仔细观察,还是能看出和正常人的区别。他不怎么说话了。在街上,熟人和他打招呼,他都不理会,也看不出他有想理会人和事的热情。偶尔,脸上还挂着一副呆苶蠢笨的傻相,见谁都点头痴痴地憨笑,那样子像犯了错在讨好整个世界。一年冬天,他独个在工人村北一个废弃的蓄水池边溜达,竟掉水池里淹死了。那池子里的水,满打满算也只淹到膝盖,可就这点水,把个身高一米七几的人给淹死了。人们都说他死得离谱,奇怪,日焉,邪性。也有人说,是他那班死去的黑哥们,看他在人世孤单,活得可怜,便来把他收走了。这事,也已过去了十几年。
这些老太太都散居在小广场周围的楼房里。住平房时,有的还是邻居,不是邻居的,在一个工人村住久了,也彼此知道。余三嫚的目光,懒懒地扫过她们一遍后,便暗自在心里笑了。笑罢,像有个人在她耳边说:清一色的寡妇。这话,刚被她听见,落音,她忽然就感觉自己身体里咯嘣咯嘣像炸了冰似的浮起一阵盖过一阵的巨大声响。这声音分裂着,涌动着,渐渐汇聚起来,像冰排汹涌着挤在喉咙里。眼看这声音要迸发了,喷涌出来,她勉强忍住,才没让这声音撞碎牙齿,撕开嘴唇发出声响。她长舒一口气,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她余三嫚,还有她们——她和她们的男人都死了。
她的男人,算下来去世已有十八九年了。那是个让她想起来就疼痛的男人。他退休的第二年,体检时查出患上肝癌,还是晚期。起初家里人想瞒住他。他竟心如明镜般地觉察到了。没等家人安慰,他自己解劝说,我这人命贱,没福气享受啊。这话让她听得心酸落泪。早年家里嘴多,日子紧巴,男人挣的那点工资不够花,每月家里这花费,总缺个三块五块的撑不到下月发工资的日子。可一家人的吃喝不能等。她就前邻后邻琢磨着去借。那会儿谁家日子也不宽松,有时得串个三家五家才能借到钱。等钱攥到手里,她这悬着的心才有着落。男人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还钱,一刻都不敢耽误。碰巧那家人不在,她就在门前街口等着。等着人家出现,把钱还上,还要多说两遍感谢的话。张嘴借钱那个难受滋味她算是尝够了,可日子要过,又能咋办。孩子一个个长大,参加工作,男人也退休了,家里的日子眼见着宽裕、旺火了点,他却得病,挨蹭没半年就撒手去了。这可真是个有罪受没福享的苦人。
男人刚病那会儿,老孙婆和牛小脚没少劝解她。这牛小脚还撺掇她去北响堂山的大佛洞烧香发愿,求神佛赐福保佑。她答应陪她一块去。这北响堂山,余三嫚去过。有两次,她是跟人赶庙会。女儿结婚后,两年多没孩子。她听人说到北响堂山娘娘崖下的弯柏前烧香许愿,就能拴一个童子回来。她半信半疑地去了。烧完香,磕过头,许罢愿,她站起身来到崖洞外的弯柏旁,拉过一根柏枝拴庙里给的红绸布。她把红绸布绕着树枝缠了三圈,系牢,接着又打一个活结,扎紧。忽地,她耳边竟隐隐响起一声婴儿的啼唤。那声音,轻得像地面跌落一滴水滴,淡得像水里漂起的一点油花。可她却清晰地听见了。神显灵了。她激动得直打哆嗦,捏着树枝的手好长时间才撒开。看着在山风中飘舞摇曳的红绸布条,她的心也跟着飘摇起来。
回到家,她便把这神奇的经历讲给男人听,男人不冷不热地说她,迷信。就这俩字,比一盆水还冷,泼得她半天没回过劲来。结果没过仨月,女儿真的怀孕了。这时,她再给男人提起去娘娘崖拜神求子的事,男人对她说话的态度温和许多。这可让她得意了一阵子。等女儿生下外孙,刚过满月,她就赶紧蒸好篮子,备足贡品,到北响堂山烧香还愿去了。她哪敢辜负神灵的恩典啊。
可这回,事关男人的命,她却犹豫了。他得的是癌。是实病。神灵还会佑护她吗?犹豫再三,她还是和牛小脚拜山敬神去了。在神佛前,她求了两个愿。一个是让男人多活两年。若实现了,每到初一十五,她都要上山烧香磕头,把山上所有的佛堂清扫一遍。另一个是,让男人少受点罪。她听人说,肝癌晚期的病人最后都是疼死的。这让她不敢想,内心无法承受。大香点燃。烟像云气般在眼前浮升。她看一眼佛,把身子伏低长揖。又看一眼,再拜伏下去……拜完,她伏地长时间没起。她在静静聆听。这次,她什么也没听见。她无声地哭了。
男人最后死得很平静。
事后,她觉得他得到了神佛的庇佑。她也得到了。
7
在这群寡妇中,就冯老巧守寡时间短。她男人老栗,三年前死的。老栗没下过井,一直坐机关,当干部,活得滋润。死前那年,他在街上让车给撞了,要不被撞,没准能活到一百岁。老栗活着时,八十多岁的人,说起话来腔足,嗓亮,跟小青年似的,走路也不带老相,特别是那一口整齐的牙,让人羡慕。可被车一撞,受到惊吓,这身体眼瞅着败落,没几个月就像霜打的果子落地了。
眼前这些女人,有守寡二十多年的,也有三十多年的。徐大奶守寡时间最长,四十多年了。她男人是在井下出事故砸死的。听人说,徐大奶的男人死得惨,头都给砸扁了。他要是不死,就提拔当矿长了。名单申请都已上报,组织上也考察过了,就等任命的红头文件。但他命浅福薄,没等到。出事那天本来没他的班,头天下午,单位一个副区长说家里有急事,明天不能跟早班,想找人换班。正好被他碰见。他说,别找人了,我替你。他出事后,别人私下议论,他这哪是替班,是替死。那天,他有半班时间,是在煤仓盯着放煤和罐车运输。这是影响工作面出煤的重要环节。这个环节梗阻,会造成整个出煤系统运行瘫痪。大巷煤仓基本放空,他才放心离开。等他沿着溜子道来到工作面,各个号段已出完煤,正在清理活煤,打点柱(金属支架的俗称),放顶(井下正常作业循环中的劳动工序)。经过中间号段,正在放顶的工人感觉顶板压力大,试过几次,犹豫着不敢抡锤磕倒坷垃帮(采空区的俗称)仅剩的一根点柱——他担心冒顶,想摆个木垛做好防护后再处理剩下的这根点柱。他来到跟前,问明情况,开玩笑似的骂道,胆小鬼。还抬脚踢了那人屁股一下。他让其他人都闪远点。他在安全帽上卡好矿灯,观察一下周围情况,抓起长柄大锤,探身,照准柱锁,抡起就是一锤。“砰”的一声震响,点柱倒地。可就在这时,工作面也轰隆一声发生冒顶。他瞬间被冒落的砟石埋住。等矿山救护大队的人赶到,把他刨出来,人已死了。
早先,煤矿井下安全环境差,装备、管理也落后,井下三天两头出事。听到救护车的笛子响,整个工人村便悬了起来,在这尖厉不祥的声波里颤悠、抖动。救护车远远地怪叫着来了。不一会儿工夫,大街上就站满表情张皇的人。救护车呼啸着穿街而去,看不见了,大家仍探着头在观望,边议论,边仔细听救护车行驶的方向。救护车如果顺着村西的岔道左拐,奔向南边,那是开往了牛家洼矿。要是不拐弯,直着往西,就是奔向了谢庄矿。瞅见救护车奔向直道,这一村人的心便被揪了起来,谁知道这回又是哪家男人在井下出事了呢。
徐大奶男人出事那天,正是中午。家家都在做饭。徐大奶在厨房里烙饼,她最小的儿子在院子里拉屎。拉完屎后,他一个劲地喊娘。徐大奶这一张饼正烙到半截,腾不出手。那孩子就号,徐大奶一边在厨房里烙饼,一边喊别的孩子。孩子都跑到街上去玩儿了。她喊不应,就扯开嗓子骂这哭号的孩子。等她把饼烙好了,孩子也不哭了。她给孩子擦完腚,铲了屎,就站到门口喊其他孩子。这会儿,她看到老邢家从街口回来,就问出啥事了。老邢家说,你没听见救护车响?她说,没听见。老邢家说,救护车往咱矿方向去了。听老邢家这样说,她的心无由地咯噔一下。她跟着老邢家穿过一条胡同,再大声喊,孩子们一个个应着她的喊声,从胡同里钻出来。回到家,她刚把孩子拢到饭桌上,矿上报信的人就进门了。
男人出殡那天,徐大奶哭得像个疯子。后来,人又像傻了。等从坟地回来,人虚脱得又痴又呆。别人跟她说话,她愣怔半天才想起来回话,这回过来的话还不搭茬。徐大奶守寡守了四十多年,今年,她抱上重孙子,当上了祖奶。余三嫚瞟一眼,看见徐大奶就隔着两人坐在她右边。她坨大,高出别人多半头。这徐大奶,老了,老了,竟活出一副菩萨相,看什么都慈眉善目的,就连说话声,也带着一股仙味儿的虚飘。刚死了男人那会儿,她过得是啥日子。她自己说,那日子,在咸菜里能吃出泪味。怎么想,都觉得这人世像个无法愈合的伤口,你一直涂药,它一直溃疡。男人死那年,徐大奶还不到四十岁,挨尖留下五个孩子,仨闺女、俩儿子。大家都以为她会再嫁,但谁也没想到她竟熬过来了。熬是啥滋味。这个谁经受谁知道。那时,工人村都传她的闲话,说她家没门槛,谁都能进。她呢,像啥也没听见,啥也不知道,闷头带着五个孩子过日子。在那年月,一个女人拖着五个孩子,这日子该有多苦、多难、多熬心。但再难过的日子,也得过。睁开眼是一天,太阳不落山,这一天就没过完。等太阳又爬上山,这新一天便又蒸煮似的开始了。没人知道,在这新一天里,有多少旧日子的隔夜苦,又有多少新日子的难过愁。这日子一天接连一天地过去又来,来过又去,总也过不完,仿佛永远没有尽头。过着,过着,这日子就脚赶脚地塞满心里,爬上额头,堆起岁月或是愁苦或是欢愉的纹络与沟壑,让人老了。可若回头望,这一切又像一夜之间的事。想想,就如被人推了一把。这一把,让人经历了人世间的所有反转与起伏。
她们聚在一起,自己也总结过,下一辈子煤窑的男人都活不了大岁数。特别是像她们的男人,在井下一线出苦力,该赶上的艰难岁月全没漏下,更难活出大岁数。
余三嫚年轻时曾问过自己男人,井下是个啥样子?他回答得可干脆,啥样子,你个女人家不下井,就是告诉了你,你也想不出来。她不死心,仍追着问男人,井下咋个危险?真像传得那么玄乎?男人仍回答得干脆,咋个危险?你不经历,不在现场咋能知道。然后,男人宽慰她说,你呀,就别操这份闲心了,也别听人瞎白话。干煤矿的人多了,死的,伤的,又有几个?我不也是见天囫囵着下去,又囫囵着回到家里?她听别人说,男人在井下干活是把好手,就是脾气犟。他看不准的活,绝不贸然干。觉得危险,就停。他拿不准的事,就是天王老子催,他也不会搭理。
男人的话,让她心里感到平静。她想,这也是老天爷恩典成全。男人下井几十年,别说大事,连磕手碰脚的小事出得都少。这让她莫名感到安慰庆幸。嫁给他之前,她在村里听人传,说下井的男人没文化,人不仅粗野、鲁钝,还都命拴在裤腰上,有今天没明天。更邪乎的是,她听人说,下井男人那尿尿的家伙流出来的东西都是黑的。这还真让她犹豫过,怕过。可怕归怕,犹豫归犹豫,等听说自己跟了他将来能吃商品粮,她就又动心了。窝在农村,嫁人,一辈子过的也是苦日子,还不如赌一把。等结了婚,入了洞房,钻了被窝,两人剥茧扒皮似的裸身以对,做过了,再想之前听过的话,她心里偷乐。男人做起事来蛮温柔的,也挺疼惜她。有几次,扯到男人命根的事,她忍不住想问,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咋问?问啥?一切她自己都看了,经历了,还有什么好问的。
人和人在一起,就是缘分。自己跟他,难道不是缘分吗?之前,在村里当姑娘,也相过几家男子。怎么说呢,相亲嘛,也没什么愿意不愿意的,就是提提,见个面,等过后媒人来问,她只随口说,还想等等,就这么一句便应付过去了。母亲也没催过她,只是笑话自家女儿没主意。可与这男人,媒人登门提亲,她答应见面,见了面,没磕绊就应下了亲事。不仅答应,还在他休探亲假短短的十几天里,把结婚证也领了。这说起来有点儿像做梦。男人家的村子大柳铺,与她的村子韦家营隔着八里地。她有个表姐嫁到了大柳铺。那会儿,她也不清楚自己是迷了哪门心窍,铁下心要离开农村。等来年四月他再回来,他们办了喜事,简单收拾行装,她便跟他去往远方的煤矿了。那里可是她想象了无数次,也没想出过是什么样子的陌生地方。在那里,有她向往的新生活,也有她想不到的一切艰难。从此,她就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了。
很多年后,余三嫚想,她能这么痛快地应下婚事,嫁人,与当年麦收前的那场火有关吗?那可是把全村人的心都烧凉烧荒的一场大火啊!那年入夏,地里麦子黄了。从田野刮进村街家院的风,都浮着麦香。老话说麦熟一晌。时令不等人,各家都在收拾推车,磨镰,就等着下地开割。那晚,她从前院一个姐妹家串门回来,刚在饭桌前坐稳,就听见大队部的铁钟叮叮当当敲响,那声音又急又乱。爹撂下筷子,说准是出事了。人们都跑出家门。街上有人大喊,村北麦地着火了。火烧着了半个天,猩红猩红的。大家急忙回家拿上扁担、水桶和脸盆,就往村北跑。但已经晚了。那天刮着西南风。人赶到火场,火势已无法控制。隔着十几米,火焰烤得人脸生疼,更别说靠近了。那火苗像一条长龙,肆虐着舔过麦地。风旋回来,又旋过去,猛地一声轰响,便腾起一片爆燃的火团。那火的焰头蹿起来,比树还高。再向前一蹿,就引燃一大片麦地。火焰在这边刚落,那边又起。麦粒噼啪噼啪的密集炸裂声,像人们的心在暗中开裂。眼瞅着火没救了,有人捂着脸,蹲下,痛哭起来。大火烧到村东的渠堤边,翻腾几下,熄灭了。
8
刚到矿上,余三嫚还不适应。男人上班走后,那个一间宿舍的家,空了。守着它,她的心也是空的,比家还空。她轻轻走到门口,拉开门,朝外看看,又关上,然后,她回到床边坐下。马蹄表在窗台上发出咔嗒咔嗒的跳针声。她得走出屋。走出屋就是走进了新生活。八点半,她拎起暖瓶,出门了。按着男人领她走过的路,她到茶炉房打回来热水。这让她受到鼓舞。她再次出门,已经是走到大街上了。那道街很短,由西向东排列着百货店、副食品店、粮店、菜店、肉店。再往东,是理发店和邮政所。百货店最大,五间门面。肉店最小,只一间。她想起老家公社所在的寺庄,主街上的国营店铺也是这样排列。她把所有门店都转了个遍,反正她有闲得不知如何打发的时间。那会儿工人村也小,才五道街,每道街六七排平房。他们住的房子,是一排才腾出不久的职工宿舍。住进来的人家,孩子多的给两间,没孩子的或一个孩子的,分给一间。慢慢地,她跟邻居就熟了。有了熟人,她才觉得生活和身边的陌生世界开始向她敞开门扉。
起初男人疼惜她,不让她做饭,两人一起吃食堂。但没过半个月,她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开始用煤油炉自己烧饭了。男人上早班,她早早起来,给他煮碗热挂面;上中班了,她做好晚饭,等着他下班回来一块吃。起先,她无论怎么看,这一间宿舍的地方也不像个家,可这日子过着过着就有了家的感觉。这怎能不是家呢?她嫁给这个男人,这里就是家。她就得在心里把这儿当作家,当成自己的家。这个家,就是她以后的生活,还有与她的生活绑在一起没有回头路的日子。
她记得,火车启动时,有那么一点像后退似的晃动。在这晃动中,她突然感到一缕自己要飘离上升的眩晕。她还紧张地干呕了一嗓。这是她第一次坐火车。男人赶忙问她,怎么了?她红了脸,摆手说,没事。那会儿真是没见过世面啊。她记起他们是天不明出的村子,等火车开出城,昏蒙蒙的田野上空才有一线清亮。太阳出来了,火车路基两边的田野,一望无际,正在返青的麦苗在火车急速行驶中像绿绸布一样波动着后退。远处的村庄,安静地笼罩在树影里。她觉得那在眼前一闪而过的村子,跟她住的村庄差不多。那会儿,她每天清晨都要到渠堤上打猪草,偶尔,她也会站在渠堤上了望远处的村子。平原上,只要平地冒起一片荫绿,就有蓝灰瓦顶或红瓦顶的房子歪歪斜斜躺在晨光里,屋顶上的烟囱袅袅向上冒着炊烟。那烟一道道的,很轻,笔直。它们在高过树梢后,升着升着就散了。
她坐在火车上,男人坐在她的身边。他们结婚了。他是她的男人,她是他的女人。这多么奇妙。她扭过头,目光正好碰上男人盯着她看的眼神。她又脸红了。那时候,她是多么容易脸红啊。火车到达一个小站,停了下来。火车又开动了,向着前方的车站。这一路车站真多啊。要不怎么叫旅程呢?火车停靠在石家庄,她问男人,还得有多远?男人说,再有两个半小时吧。他们在石家庄倒了一次车。他们上的是一趟过路车,车上没座,还很挤。她第一次被挤在人堆里。男人在身后,护着她。旅途变得摇晃和漫长起来。等列车广播说邯郸车站到了,男人对她说,我们到站了。她以为到了邯郸,他们就到家了。他们下车出站,又买票进站。她糊涂了。男人笑着说他们还要乘坐环行客车才能到家。在车站候车室,他们又等待一个多小时,才坐上通往矿区的环行客车。这回不知咋的,她晕车了。还好,没有吐。等她昏昏沉沉地在彭城车站下车,男人告诉她,他们还得步行将近两个小时才能到矿上。那时,天已经擦黑。就在听到男人说给她这句话的瞬间,她后悔过。她想娘了,想在平原深处的家了。她还想哭。娘曾笑着跟她说,三嫚,想好了,嫁给这个男人,可别后悔啊。站在那只有三间房大的站台上,看着暮色中空茫的四野,她忍着没让自己眼里的泪掉下来。他们离开车站,下一道坡,跨过一座拱桥,走进一座镇子里。男人告诉她,这个地方叫彭城,产陶瓷。他们走到一个叫三和的地方,男人说,吃点东西吧。他把她领进了三和饭店,那是镇上唯一一家国营饭店。那也是她第一次进饭店。她已记不起饭店内的样子了,她只记得,那晚,他们吃的是馄饨和烧饼。那烧饼,真个酥啊,那馄饨,咬一口滋油,真个香啊。多少年过去了,想起那烧饼和馄饨,她心里还暖烘烘的。那是她这辈子吃得最香最难忘的一顿饭,也是她离开家乡吃的第一顿家乡之外的饭。
穿过空气里有种说不清烟气味的窑匠街,他们转进一个叫富田的村子。男人告诉她,这里的村子,房屋和围墙全是用一种叫笼盔的东西垒的。晚上看不清,等到白天就看见了。他还说,这笼盔是烧陶瓷的模具,用废了,就拿来当作建筑材料。她想象不出笼盔的模样。她走在陌生的街路上,一点也嗅不到家乡熟悉的村街味。这会儿,家乡在哪里呢?它在一千里之外了。这是她从没想过的距离。一千里,该有多么远啊。在跟他出来前,她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县城离她的村子只有三十里路。这会儿,她要是想家了,想爹娘了,想兄弟姐妹了,可真是只能想了。还是隔着一千里远的山山水水想。前面出现了一座山冈。男人说,这山冈叫黄土岗。翻过它,就能看到煤矿了。他们被夜色推到了山冈上。男人的手紧紧拉着她的手。那只手,温暖有力,这让她感觉到依靠。他指着远处黑暗中的一小片亮光说,那里,是工人村。他又指着再远点的高处有一大片亮光的地方说,那里是他上班的煤矿。他们马上就要到家了。听男人这样说,她的眼泪再也忍不住,纷纷滚出眼眶砸进无边的夜色中。在远离家乡的千里之外,她有了新家。
他们那个家,偏,处在边缘。再往西,没多远跨上两个平缓的台地,就是一座荒丘。山丘上长满她不认识的灌木。她认为是山。男人告诉她,谢庄煤矿建在一片丘陵地带。真正的山地,在太行山深处。那是她在晨光或夕照中,偶尔抬头能远远望见的一片绵延不绝的黛青色山冈。她从未去过。男人说,他刚来这里参加工作时,听人说山里还有狼,现在没了。春季风多。男人上夜班走了,她一个人在家格外害怕。越怕,越不敢闭眼,仿佛眼前那扇门随时可能被风撞开。然后,可怕的事物就混杂在夜色里涌进屋子。山里的风,和平原上的风也不一样,听着野肆,戾气。风声中充满被想象放大的恐惧。她偶尔会想到狼,想到鬼神,但她更害怕人。门开了,门口站着一个人。一个她不认识的陌生人。这个人,向她走过来。走得越近,他的样子越虚,越大,然后就像个黑色的影子把她覆盖了。她做过这样的梦。在梦里她挣扎,喊叫,绝望。然后,在一身冷汗中醒来。
很快她就习惯了这里的新的生活。过日子,过的就是个习惯。不久,邻家有人在门前围起了篱笆。她也围了一个。他们的家,把房头,这就有空出更大的闲地。她不仅在门前围了篱笆,还围起一个后院,试着种了点时令菜。在后院通往前院贴着后山墙的地方,加了一道篱笆门,拴得紧紧的。篱笆桩是男人找来的,荆条是她到山丘上割来的。她把篱笆编得又密又结实,还在篱笆上密密地插上一圈酸枣枝。她挖来两棵槐树,种在篱笆门两边。后来,她又在篱笆外点种上牵牛花、凤仙花、鸡冠花。在后院的边上栽下一棵桃树,一棵杏树。等到来年八月,凤仙花开的时候,大女儿出生了。过了两年,大儿子又出生了。她在等男人下班回来,不再是一个人,她有了女儿和儿子。时间也不再显得漫长,属于她的那个简陋小院,和岁月时间一同生长的是孩子们的哭声、笑声,以及混杂在这哭声笑声中的爱与希望。三年后,小儿子又来到人世。这时,她家的房子也从一间变成两间,篱笆围起的小院拆了,换成砖坯混合的围墙,还自建起偏房、厨房。她的家在变,工人村也在变。她家前边的空地盖起了房子,紧接着后院也没了,挨着她家房子又向西扩出两道街。听说要拆后院,她心疼得难过。那会儿,桃花刚谢败不久,桃子刚冒出像蚕豆粒大小,青杏已如大枣。她拆了篱笆,拔掉蒜苗、菠菜,又把桃树、杏树移栽到院墙边。那棵杏树活了,桃树没活。又过了两年,工人村西街外开始建起楼房。孩子们在长大,家里的日子日渐紧巴,她突然觉得家——这个让人感到人世温暖和依靠的地方,有了重量,一种无法摆脱、牵扯着人莫名下坠的重量。她疲惫而困惑。可又在这疲惫困惑中顽强地挣扎着。她想,日子会好起来的。
这一晃,几十年便过去了。
9
几十年里,她已记不得自己回过多少次远在平原上的老家了。
孩子小时,她难以出门上路。大女儿和大儿子出生时,是母亲和大姐一块来矿上看他们;等小儿子出生,只有大姐一个人来了;小儿子三岁那年,他们全家回过一次故乡。那是难得的一次亲人相聚啊。要不是小儿子着凉,感冒发烧,她还想留下多待一阵子呢。这之后,就是一趟趟的奔丧路了。她和男人心情沉重地在故乡与煤矿之间辗转奔波,偶尔会带上一个孩子。再往后,便是双方家里亲戚的儿子结婚或女儿出嫁,她一个人回去的多,两人一块回去的时候少。有时,男人会说,等他退休了,他们就回老家养老,在故乡度过晚年的剩余时光。她说,咱回老家住,让儿女们一趟趟地来回跑。这时,他点上一支烟,吸两口,便不再说话。
男人去世后,大儿子亚东想接她到保定去住一段时间。她没答应。对这个儿子,她在心里莫名有一种生分。她也说不出为什么。早年,儿子一人在外上大学,大学毕业又独自在外闯荡,她心里满是牵挂。可不知怎的,这牵挂一年年地过去就变成说不清滋味的生分。男人去世时,大儿子刚提拔,在保定某个区里当什么局长。葬礼过后,亚东说想把父亲的骨灰送回沧州老家,她没答应,说这事等她死了再说。棚改时,大儿子又打来电话,想接她去保定住,他安排车来接。这时,儿子亚东已升任保定市某个区的区长。她还是没去。女儿亚凤劝她去市里住些日子,她也没答应。她不愿动窝。棚改等待回迁的两年中,她宁肯跟着小儿子租房住,也哪儿都不去。她心中像下了锚,牢牢抓在谢庄这片泥土里。
前几年,亚斌的女儿小升初,成绩不错,亚凤做通弟弟和弟媳的工作,把侄女接到自己家,送进市内最好的实验中学。实验中学毕业的学生,三分之一被衡中录取,剩下的学生,不是进石家庄二中,就是入市一中重点班,将来一水儿奔重点大学。女儿这样做,让她心中满意,有姐姐样。那时,儿媳妇小婕刚生下二胎,是个男孩。她高兴,心里像挂起了灯一样透亮。为此,她还专门让亚凤陪着去北响堂山烧香还愿。亚风笑话她说,你又不是没孙子。她说,我那孙子姓庄,不姓赵。亚凤说,他就是姓外国姓,也是你孙子。她没再理女儿的话。当初男人活着时,就对孙子姓外姓这事耿耿于怀。女儿亚凤顾家,她在市中心医院当护士,女婿是心外科大夫,两口子每隔十天半月回谢庄一趟。女婿忙了,她自己回来。每次回家,吃的用的都把后备箱塞得满满的。邻居都羡慕地夸她命好,儿女孝顺。她一边暗自高兴,又不无虚缈地想,这人的命,真是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概括吗?那她的男人呢?她们的男人呢?她们这些嫁给煤矿男人的女人们呢?命,想起来,是虚无缥缈的事物,可具体到人,又真切得让人恐惧。
在余三嫚熟悉的人中,四道街老周家的男人,跟她男人一样,干了一辈子掘进工,他活的岁数最大,死那年六十九岁。满以为他能顶一把,活过七十,也给别人做个榜样,结果差一年没顶住,得心梗死了。吃晚饭时,他人还好好的。看完《新闻联播》,又看完《天气预报》,他探身去拿茶几上的遥控器,换台,胳膊刚抬起来,去够,遥控器没够着,身子一歪便倒在沙发上了。他死得倒也利落,不麻缠人,这样反而让人心疼。老周家想起他就说,这个活着难伺候的老东西,就在死上,真正心疼了她一回。老周贪杯。喝多了,人像夜游神一样,围着工人村的街道胡同转。转累了,随便歪到哪里就睡。只要过了下班回家的点,他人不进门,老周家便可着工人村找。等找到人,他不是鼓堆在墙角,就是蜷缩在人家门前窗下,或是抱着一棵树,睡得像个死人。有一次,老周过点没回家,她把工人村找遍了,也没见着人影。就想,是不是井下落点,人还没升井。这事不是没遇到过。她一口气跑到矿上,到单位一问,人早回家了。她心里这个气啊。一路往回走,一路骂,把老周的祖宗八辈都给翻了个底。最后,她横下心,不管这狗日的了。他爱死哪里死哪里。她憋着气回了家。走到家门口,刚要推门进院,就听门口西边的煤池子里吧嗒一声响。这响声吓得她打个激灵。接着黑暗里响起鼾声。鼾声一停,又发出吧嗒声。她凑过去,看见老周歪在煤堆上,一边打鼾,一边吧唧嘴磨牙。
一只黑喜鹊飞来,落在柳树枝上。余三嫚的目光还未在它的羽毛上落定,它又展开翅膀飞走了。它飞上对面小高层的楼檐,在那里暂落,接着一跳,便闪身不见了。她的目光又回到身边的人身上。
男人们死了,她们活了下来。
她们都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佝偻的身子,颤巍的脚步,还有说不清的烦忧、疾病和疼痛,吃不完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药,都在殷勤地给她们做着有关老的印迹和见证。这是时间和岁月的标签。贴上,她们就老了,再也撕不下来。那是不同的、各式各样的老,老的样态,老的声音,老的颜色,带着年轮和戳记、痛楚和记忆,刻在她们的脸上、身体上,还有心灵深处。她们在内心顽强地抗拒着,也在抗拒中妥协,接受老的无奈现实。这会儿,她们就在相互取笑着彼此的老,用一种老不正经的眼光,一种老不正经的腔调,说着一些老不正经的话。说着说着,就突然升起一阵老不正经的笑声。这是她们相互取笑,也是自我解嘲的关于老的笑声。这笑声,像是攒足了不正经的意味和邪性,互相碰撞着、纠缠着、盘旋着,最终爆发出来,像炸响的炮仗在空阔处迸溅、辐射和扩散。而那声音,也愈发在扩散中变得不正经了,向着周遭的空气蔓延碾压开去。
余三嫚看着她们,心里想,这一帮老婆子,疯了。她又想,疯就疯吧。这样想过,她也就加入进去,和她们一起笑着,笑着,笑着……
那笑,想停,都停不下来。
广场边上,几个刚刚还在疯玩的小孩子,被这笑声惊动了。他们停下游戏,愣在那里,呆住,不知这一帮老奶奶们在笑什么,又是为何在笑。她们笑的声音,起初是豁亮的,后来,就变得含混黏稠,听起来有说不清和道不明复杂得像谜一样的内容。这声音滚动着紧紧抱成一团,在小广场上空荡漾着滚过去,又荡漾着滚过来,久久不肯散去。
那棵柳树也受到这笑声的感染,更加起劲地摇晃着。它的影子,顽强地裹住两个人的影子,像是在戏弄和纠缠她们。其他人都在下午的阳光里。
午后的阳光很暖。她们很享受。
笑声终于平息下去了。安静下来的她们,犹如响应某种秘密约定那般,集体转过身,把后背默默地交给了午后广场上的阳光。她们有的坐直身子,有的半躬着身子,两肘支在膝盖上,有的干脆趴在两腿上。太阳光静静地倾泻下来。她们中——有人在小声说话(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有人在闭上眼睛假寐(没有人知道她们在想些什么)。有人虚眯着眼茫然地看向远处(没有人知道她们看到些什么)。只有阳光不动声色地在她们的后背上缓慢注入,也像移动。她们感受到了这种注入和移动。就是这样地缓慢移动,让她们分辨出时序交替、岁月更迭带给人变老的过程。但在这缓慢移动的阳光里,还有一种让她们安慰的东西,就是抚摸。阳光的抚摸。那种安静的带着岁月永恒流逝一般的温暖的抚摸。像她们记忆中的手,一只带着生命温度和人间温情的手。在阳光照拂的后背上,永没离开过的抚摸。
它在无声地抚平一切,不留痕迹地给人慰藉与安抚。
这样的时间持续了十分钟,或是二十分钟。可能还要长一些。或许在心中,她们已经决定将这剩余的人生——就交予此际,这样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时分。她们甚至幻想着,自己已经是光的部分,或是早就融化在这光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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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谁说了句话,她们恋恋收起被阳光抚摸的后背,纷纷站起身来。一阵移动凳子的忙乱后,她们慢慢又围成一圈,坐在一起。等她们都坐稳了,有人把一个橘红色的小唱机轻轻放在她们围坐的空地中央。午后的阳光,把唱机的橘红色外壳照得鲜亮、耀目。再看,那小唱机竟然像个汁水饱满的事物了。音乐响荡起来。一种很慢很抒情的音乐,带着简单清晰节奏的音乐,穿过小唱机的外壳溢流出来。这是一种老年健身操的音乐。随着音乐的节拍,她们在扭动身体起舞。她们的臂膀是笨拙的,腿是笨拙的,腰是笨拙的,笨拙里还有沉重,沉重里似是还有等待唤醒的轻盈。这些不再灵活的身体,本能地拒绝着节奏,却又执拗地在音乐的节奏里不合拍地舒展、扭动、摇晃。有时,该向左了,却扭向了右边,该向右了,却又转向了左边。等再改过来时,已漏掉一个节拍。偶尔,相邻的人还会手臂碰在一起。她们看着自己的错误,一边做着,一边乐。一节操做完了,又是一节,她们认真地不整齐地跟随音乐做着。那样子,像受着某种神秘事物的指使,又像是在完成着某种使命。有一节操,要用站立的姿势做,但只有少数几个人能站着完整地做完,剩下的,都是坐在凳子上,跟着音乐的节拍象征性地转动身体,去完成想象中的动作。余三嫚站着完整地做完了这一节操,她有点自满,像是也骄傲了。她看了,其他站起来做操的人,做操的姿势既不标准,也不好看,样子还滑稽,更说不上美。比较下来,就她的动作还算舒展到位。这让她的内心持续波涌着一股温热又略带痒酥酥的舒惬感,阳光和着音乐的节奏悄悄透射进她的身体内,又无声息地融入血管流淌。
她又想到了老靳家。这做操的事,就是她起的头。早先,她们只是聚在广场上散散步,聊聊天,晒晒太阳。有一天,老靳家说,咱别光转圈晒太阳了,跟着音乐练操,咋样?她这提议马上得到大家的响应。起先,她教她们学八段锦,后来就又教她们一种老年健身操。慢慢地,大家都说这老年健身操好,简单易学,就不再练八段锦了。余三嫚喜欢八段锦。可大家都不练,她也就只好跟着练健身操。开始练操,都是老靳家拿唱机。后来,就人人买了一个。那小东西不贵,几十块钱一个,遇到刮风下雨或是雪天,她们便打开音乐在自家练。音乐还在按着一个节奏向前滚动,她们就像这节奏中的水草跟随着水流摇晃、摆荡。她们在放心地交出去自己,仿佛她们一生的命运从没如此自由自在过。她们没有一个人放弃,都坚持着,坚持着做完,做到音乐停下来。没有了声音,那个小唱机外壳的鲜色像是减弱了一点,但仍然很亮。那样子,像是它的身体里还蕴藏着无数饱满的期待,只要一个唤醒,它就又生动起来。
柳树的影子又拖长许多,仿佛还向一侧偏摆去些。它一个人也罩不住了。但它仍殷勤地在她们身边摇舞助兴,好像在它的影子里,风的音乐一直没停过。
她们开始拍手。这是下午活动的最后一项内容。她们每个人先自己拍两下,然后,再分开手掌左右交叉和身边的人接掌,互拍一下。她们的手掌彼此接在一起,带着有些滞重又有些快乐的意味,发出一种短暂的脆裂声响。这是生命、记忆、时光相碰的声音。它们汇集,不紧不慢地跟着一个节奏响彻。很快,这声音就在楼宇间形成一股回环不散的气旋,它持续冲撞着那些在不同楼层关闭着或是敞开着的窗子。这是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沧桑也无法遮盖的声音。它被午后的阳光吸附,又吐纳出来,散成一片光的氤氲,盘旋,回荡,萦绕。
击掌的声音消失了。广场空了。余三嫚眼前幻境般浮起一条洒满月光的小径。她走在上面。男人攥着她的手。他的脚步有点急,她得跟紧了,才不掉步。远处传来幽幽的鸟鸣,听着有点孤单。像吟哦,也像梦呓。她在家乡的夜晚也听到过,但她不知道鸟的名字,像是有人对她说过,她没记住或是忘了。他们下到了冈底,又爬上一个坡,来到一架渡槽下。鸟鸣声再响起来,感觉离得远了,但又像兜兜转转就在身边。男人指着渡槽左边一座山说,这是九山。顺着渡槽下的大路,往前走,右拐,就到工人村了。她看见工人村稀稀落落的灯光了。它们在一片昏蒙中错落分布,或明或暗,静悄悄地埋陷在一片洼地里。
男人的手心出汗了。她走得也有点热。她听见一声喑哑的狗吠,那声调像还没从喉咙中发出,就被噎回去了。街路上很静,他们的脚步把这寂静蹚出了声响。他们匆匆穿过了一道街,又一道街。男人指着身边一座方方正正的大房子说,这是职工食堂,里面有戏台子,过年能唱戏,放电影。等又穿过一道街,眼看着他们已是走出工人村地界了,眼前突然横过来一排房子。男人领着她,走到一间屋门前说,到了。
他摸出钥匙去开门。门开了,他跨进去一步,摸到灯绳,咔嗒,一声脆响过后,屋子里亮了。他侧脸对站在身边的她说,三嫚,咱到家了。在那突然袭来的光亮中,她忽然感到周身没了力气。身子一歪,她瘫在男人怀里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