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男，1978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着有长篇小说《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中短篇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北京西郊故事集》等。曾获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个奖项。2014年，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同名小说集获中国好书奖；2019年，长篇小说《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中国好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意、西班牙、阿拉伯文等二十种文字出版。

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

文丨徐则臣

飞机上睡了一路，我有精神跟他们耗。他们那种吊儿郎当的敷衍态度，让我觉得还有戏，所以见着工作人员，不管是谁，我都要申诉一番，让他们想办法找到我的行李箱。已经来了两茬工作人员。五月夜晚的新德里机场温度宜人，我和恰马尔先生坐在各自的行李箱上，一边聊天一边等他们的寻找结果。

恰马尔是个印度作家，我们在刚结束的加尔各答的一个文学活动上认识。他去过两次北京，见到个北京来的，就生出他乡遇故知之感，逮着空就跟我聊。恰马尔住德里，我想在回国之前看看泰姬陵，泰姬陵离德里不远，我们俩就订了同一趟航班。办理值机时，我原想只托运超标的大行李箱，登机箱随身带，恰马尔说，费那事干吗，一块儿托了。他以地主的豪迈把我的小行李箱也拎到传送带上。下飞机取行李，他的行李箱、我的大行李箱都到了，我的小登机箱不见了。恰马尔原本可以取了行李就回家，因为我的登机箱没了，他不好意思一走了之，认为自己负有责任。我们一遍遍嘱咐工作人员帮忙找。恰马尔宽慰我，在印度，从没有哪一只行李箱在风尘仆仆的旅行中没被弄丢过。他说的就是机场。

我们已经在行李转盘前坐了一个半钟头，眼见着转盘转了又停、停了又转，乘客们一拨拨来，取了行李又一拨拨走。第四轮了，我的登机箱仍然没有出现在空荡荡的传送带上。从转盘那头走过来两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之前的工作人员显然已经被我搞烦了，去找了两趟之后，再也不回来了。这两个可能是新当班的，恰马尔示意我继续跟他们理论。

“听说了，”两人中胖一点那个是头目， 微笑时油汪汪的腮帮子上还有两个酒窝， 他用动感十足的弹舌英语回答我，“他们跟我汇报过。真对不起，我们把机场往下挖了半米，还是没找到。”他看了一下手表， 马上零点了，“您先回去，找到了我们及时通知您。”

我摇摇头：“不行，必须今晚就找到。”

“全是细软？”他又露出职业的微笑，两个油汪汪的酒窝更深了。

“比细软还值钱。”

真的，比细软还值钱。我后悔没有将小行李箱随身携带。在加尔各答临时买的登机箱，淘到两件印度木雕，太占地方，一个行李箱装不下，此外，就是想把小说手稿随身带，搁手边更放心。那段时间正写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用八开的大稿纸。我习惯手写，出门带着也方便，一卷纸，铺到桌上就可以开工，不必像电脑那样，开机关机都有强烈的仪式感。想到那繁琐的程序，我就没了写作的欲望。以我的写作习惯，这个手稿一旦丢掉，我肯定不会重写。重写对我来说像背书一样不可忍受。所以，只要不打算扔掉，要确保每个稿子都不能少。丢了，那就找回来。

“今晚就得找回来，”以恰马尔的经验， “今晚找不到，以后更别想了。”我们查过， 系统显示，我的登机箱已经跟着这架航班来到了新德里。我的这位印度朋友说，他也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行李一旦丢了，就永远丢了。

“我们只能承诺您继续找，”胖酒窝说， 两手一摊，“别的我也没办法了。”

跟他着急是没有意义的。我拍拍取到的大行李箱：“我就坐在这里，直到箱子找到。”

胖酒窝又对我油汪汪地一笑：“好吧， 您是作家。我们继续找。”带着瘦下属走了。

我突然醒悟过来，问恰马尔：“是不是需要这个？”我对他捻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通货就是通货，这动作全世界都懂。恰马尔难为情地说：“有，当然好啊。”

好，我们坐下来继续聊天。如果他们回来时还是两手空空，我得让他们攥点东西回去，继续找。我和恰马尔聊北京，聊中国和印度，也聊文学。还聊到《王城如海》，故事发生在北京。我没有告诉恰马尔，《王城如海》的写作遇到了障碍，这是我出国也将手稿带在身边的原因。我期待这个神奇的国度能给我灵感，及时地把断掉的情节续上。

二十分钟后，新德里过了零点。胖酒窝没回来，回来的是他的瘦下属，有五十多岁？肤色变了，年龄就很难判断。深棕色的瘦下属对我摆摆手，还是没找到。恰马尔给我使了个眼色，我走到瘦下属跟前，向他伸出手。半晌不夜地握手，他显然没料到，他本能地把右手后撤一下，然后重新犹豫地伸过来。我们在手心里完成了交接。两只手松开后，他又把手递过来。我没明白，分量不够？他半握的拳头固执地杵在我手边，还对我眨了眨他的毛毛眼。这个印度老男人的睫毛是真长。他的眨眼似乎有某种真诚的力量，我握住了他的手。纸币又回到我手心里。

“我再去找，”他用口音极重的英语说，“您能跟我儿子谈谈，你们的文学吗？”他做出一个写字的动作，“他马上就来。”

“当然。”

瘦下属去行李房的路上掏出手机开始打。五分钟后，过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也可能不到三十，比他爸的肤色浅一点， 但依然不足以恢复我的判断力。父子俩穿着同样的工作服。他的英语没他爸的口音重， 跟恰马尔的发音比较接近。

他来谈文学，但话不多，席地坐在我和恰马尔对面，开口更多是提问，像个记者。对提问他似乎相当娴熟，每一个问题问得都干净利索，提前备了课一样。问我，也问恰马尔。主要是我，虽然我告诉他，他的同胞恰马尔也是作家，但丢箱子的是我。他问我的问题计有：

印度之行的目的；平常写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戏剧；登机箱里的那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啥；为什么这个电脑时代还要手写；丢失的箱子里还有什么；这个登机箱的来历， 即在哪里买的，为什么要买，从加尔各答到现在，这箱子还有哪些值得一说的故事；如果今天晚上找不到，我会作何感想。关于我屁股底下坐着的大行李箱，也问了几句。

最后他说：“这箱子一看就是个好东西。”

就在我认为他只是在做失物招领处的常规调查时，我们聊起了文学。他在写作：“您知道，我的工作就是把一个个托运的行李箱和货物从这里拎到那里，”他出示他手掌关节处磨出的一个个老茧，“再从那里拎到这里，一天到晚。我见过世界上几乎所有品牌的行李箱，但我喜欢写作，写小说、散文， 诗也写，像先生您一样，像恰马尔先生一样。您在写作中总能一帆风顺吗？”

当然不能。我告诉他，大部分时间我都写得磕磕绊绊、跌跌爬爬，比如丢失的《王城如海》中，有个坎儿半个月了也没爬过去。小说里写到雾霾和环境污染，除了肉眼所见和 PM2.5 的科学测量，我找不到一种更为独特和形象的表达方式。

“手稿带在身边，没想过会丢？”他问。

“没有人会为了丢一件东西才把它带在身边。”我说，“我得没事就盯着它看， 以便及时地找到爬坡过坎的方法。有人跟我说，印度到处都是灵感。”

“您还没找到？”

“目前没有。”

“也可能已经找到，只是您没有意识到。”

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印度是个神奇的国度。

“假如找到了，你会继续带着它在印度旅行吗？您说您还想去参观泰姬陵。”“当然，”我拍拍放在脚边的双肩包，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随身，“我会把它装进这个包里，晚上睡觉也抱在怀中。”

谈话到此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简陋的手机，一通按键。然后我就看见他的瘦父亲眨着毛毛眼从行李大厅的拐角处走过来，推着我的万向轮登机箱。谢天谢地！我从箱子上跳下来。毛毛眼说，我的箱子还是在行李房找到的。一定是我箱子的万向轮太好使，工作人员轻轻一推就跑远了，混进了另外一趟航班的行李堆。能找到，是因为那趟航班的所有行李要么继续托运开始下一个旅程，要么都被放到传送带上被乘客们取走了。我的箱子和另一只箱子被孤零零地推到了遥远的墙角。那只箱子更可怜，托运的票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主人是谁都不知道。

“您知道吗，”毛毛眼说，“在我走到墙角之前，至少检查了三百只箱子。”

我向他伸出手，他果断地把右手送过来。握住的那一瞬间，他在我的手心里抓一下。没找着，他迅速松开我的手，嘴角的微笑摊平了。

跟我一样激动的是恰马尔，凌晨一点， 他终于可以心无挂碍地回家了。他的新婚妻子已经给他打过两个电话。

“泰姬陵非常伟大，”小伙子也从地上站起来，他的握手远比他父亲持久有力，“不过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沿途的神牛和猴子。”

小伙子提醒得很好。我把大小行李箱都寄存在酒店，背着双肩包出门去看泰姬陵。包足够大，我把小说手稿带上了，然后是洗漱用品、两件换洗衣服，还空装了两本书， 其中之一是奈保尔的《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泰姬陵在阿格拉，在德里以南两百公里处的亚穆纳河南岸。因为要看沿途的神牛和猴子，我选了长途汽车， 晃晃悠悠四个多小时才到。

在印度，坐汽车比火车和飞机看得更清楚。沿途要带客，汽车总往人多的地方钻，从城镇到乡村，两百多公里中的人间烟火我差不多看了一半。在印度，牛享有神圣的地位，谓之神牛，不干活儿，可以自由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我知道，文字和影像资料以及各种传闻里比比皆是，但坐在尘土飞扬的长途车里亲眼见到，还是挺震撼。它们既是神，又是仙。是神，因为印度人供着它们，提供吃喝是义务；是仙，因为它们自在放旷，旁若无人，行当所欲行，止当所欲止。看心情，想歇着了，大马路中间扑通就躺下了，人和车都得绕着它走。拉屎撒尿也一派天然，在哪儿就哪儿，绝不委屈自己半步。

汽车穿过某镇子的一条街巷，前头正好有头雄伟的犍牛横在巷子里，尺寸正合适，把磕磕巴巴的水泥路面占了个完整。来往的行人过巷子，不愿从路两边的泥水里蹚过， 都弯腰驼背，手脚并用地从牛肚子底下钻来钻去。他们对这种过路方式毫不经意，犍牛岿然不动，高人一般淡定，显然也习惯了自己的威严。我们的司机示意停车，等犍牛离开。路边有小店，可酌情采购，其他个人事宜，自行解决。我下车买了一瓶水。内急的乘客去了路边，背对我们就解开了裤子。该干的事都干了，犍牛还卡在巷子中间，同车的乘客有急性子的，不去赶牛，只催司机。大胡子的司机连抽两根烟，牛还在，只好上了车，一连串地摁喇叭。那牛傲慢地看看我们的车，完全是瞧不上地晃晃大脑袋，踱着方步让开了道。

路上见到猴子的频率没有牛高，但数量绝对有压倒性优势，一只猴子出现了，意味着接下来会有一群猴子现身。它们不在路面上出没，而是攀在树上、墙头和屋檐上。大小各异，成群结队，搞不清同伙和门派。它们兀自在高处喧嚣追逐，丝毫不惧人间的清规戒律。它们也吃百家饭。有人从车内把面包和饼抛给它们，眼看着掉落地上，猴子们的胳膊好像突然变长，魔术般地就给捞上来了。我喜欢小猴子，最小的只有两三个拳头大，走在墙头和屋檐上还有颤巍巍的胆怯， 嫩黄的毛色在太阳下闪着温暖的光。成年猴子大多通体柴灰，长毛被泥水和食物黏成绺、团成坨，整个一副流浪汉的邋遢模样。

从德里和泰姬陵来回的路上，唯一一次看见猴子下地，是在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小城。汽车穿过城市的中心大道，在路边一栋建筑的废墟前，一个本地男人正对着墙根撒尿，松松垮垮的裤子吊在屁股后头。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钻出一只小猴子，一跃而起，抱住了男人的裤子，然后，它和那条肥大的裤子一起滑落到男人的脚后跟处。很多人看见了男人的光屁股和两条长满黑毛的大腿。

泰姬陵之壮观和漂亮，无须我赘言，关于泰姬陵的故事也很动人，想必很多朋友也知道，我也不必啰唆。我在阿格拉待了两天， 然后回到德里。单从旅行观光的角度，我也觉得这时间花得值。我应该看到了一部分真实的印度。回到国内重新开始《王城如海》的写作，我发现更值了。

……

全文见《万松浦》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