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推荐语

《天涯》自1996年改版以来，虽经历世事变迁，却始终以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作为办刊宗旨。正是如此，才造就了《天涯》的精神与使命。

时间变了，《天涯》的精神始终未变。海南这片土地孕育了《天涯》，这是一个边缘与前沿的存在。《天涯》时时刻刻从边缘处重新出发 ，朝向前沿，也是朝向未来。

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天涯》力图求新求变。《天涯》2023年第2期的“自然来稿里的文学新人”小辑，七位青年作者的八篇小说，都是从纸质来稿和电子邮箱发掘的。在这些小说中，编辑看到了“文坛陌生的新人”具备的自由精神、奇僻思想、锐敏直觉和活泼生命。这些青年作者的文字，似乎回应了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的这段话：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其本身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

今天，我们推送巫宏振的小说《日记簿》。

日记簿

文/巫宏振

出发前一天，我跟福利院院长通过一次电话，确认当地并未发生新冠疫情，才订下次日早上九点半的车票，车程三个小时。

“我明天到了再联系您。感谢您，张院长。”我一口气说了很多个“感谢”。

张院长没再回应我，有咚咚的声音传过来，持续了十几秒之后他才挂断电话。遗物整理师们都有一个共识：让对方先挂电话，这是最基本的礼貌。张院长的说话声有点嘶哑，这是老烟民才有的腔调，烟龄估计超四十年了，跟我父亲那样，抽到整个肺都慢慢地废掉了。

我记得刚成为遗物整理师时，接到的第一个委托就是去整理一个因肺癌病逝的中年男人的遗物。那个人才四十五岁，烟龄至少二十年，是一名培训机构的讲师，长相端正、帅气，在番禺区某高级公寓独居，发现时他已经去世三天了。

我把明天要带去的遗物都装进一个专用的白色纸盒里，封面上印有我们公司的logo，右下角盖着红色邮戳，还有公司地址、邮政编码以及服务电话。我在最下角一栏“整理师”右边空白处用马克笔签上我的名字：苏珊珊。这是两年来的第87次签名，每签一次就意味着我与逝者的最后一次“对话”到此结束。

那些遗物都来自一位老人。三天前，两名社工上门为老人配送生活物资时发现他已经倒在地上，浑身痉挛。救护车来了，把老人送到就近的医院，然而当晚他就逝世了。老人逝世的第二天，居委会打电话来公司下了委托单。我们接到委托后很快就分配人员，安排出车，去给老人做最后一次“搬家”。

逝者：陈姓老人，七十岁

性别：男

死因：心脏病复发

家庭状况：独居，妻子在十多年前患病去世，膝下无儿无女

这是居委会给我们提供的逝者的资料。我们将信息填在一张简单的资料卡上。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提到老人的任何亲人以及生前的事迹。我对逝者生前的故事有着好奇心，然而按照《遗物整理师指导手册》规定，非必要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擅自打探逝者生前的事，主要怕招惹误解，因为每个人都有秘密，别人是无权知道的。所以，我每次整理逝者的遗物时就会悄悄地跟遗物“对话”，从而去解读它们的主人，这样做起事来就有了一些温情，不那么害怕与压抑了。

“我们小区里有多少独居老人呢？”出发前一晚，母亲来我的卧室问我。

“啊？你说什么？”我在整理架上的书籍。母亲突然提问让我感觉有点诧异。

母亲反对我做遗物整理师，而且有很大的偏见。我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她把家庭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曾抱怨说，我一个女孩子不好好找份体面的工作，怎么就想做这种晦气的事情呢？可我不觉得这是晦气，它是有意义的工作，但我的辩解无济于事。他们并不理解我。人类的情感并不总是相通的。碍于面子，父母从来不在亲戚面前谈起我的工作，也许是羞于启齿，要是别人问起来，他们就说我是做家居设计的。

我的父母是二十多年前从粤北农村南下广州打工，最后定居下来的“广漂”一族。他们身居都市，血液里却还流淌着卑微的宿命论。他们非常忌讳谈论死。虽然我在广州出生长大，但是并没有免俗，我出生后，父母还是抱着我回到老家，托神婆写了一本生辰八字，条条款款，列了五十多页，把我的整个人生铺展开来，其中一条就说我在二十五岁前不能参加任何人的葬礼，否则日后会倒大霉。父母谨遵教诲。五年前爷爷去世，我没有回去见他最后一面。我在二十五岁之前，都是欢乐地享受着生，从未接触过死。

直到三年半前，我被查出患有肺部肿瘤，一切才发生改变。

医生说肿瘤处于早期，结节大于两厘米，有一粒黄豆那么大。医生建议我住院观察，尽早进行手术切除，就怕扩散，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我听了胆战心惊，好像命悬一线了。挂掉电话，我立马在网上搜索肿瘤的信息，查看关于各种绝症的科普资料。幸亏是早期，做手术可以根除，然而了解了这种病之后，我还是忧心忡忡。在我的意识里，得了肿瘤，就像得了癌症一样让人恐惧。医生安慰我不要自己吓自己，摆正心态很重要。但是看到父母脸上沉重的表情，他们有压力，我的压力就更加大了，会忍不住地往消极的方面去想。

“如果我死了，能留下什么呢？”

我不止一次在熄灯之后盯着天花板瞎想——我喜欢的皮卡丘毛绒枕头、我收藏已久的周杰伦的CD碟片、田馥甄新专辑签名版等，它们记录着我的人生轨迹，与我的生命有着连接关系，它们甚至还留着我的唾液痕迹以及起床气。

“如果我死了，谁能读懂它们的悄悄话呢？”

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害怕，害怕被人遗忘，害怕记忆消失。

“人死后会有下一辈子吗？我还是爸妈的女儿吗？”我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我记得母亲说过，安葬爷爷的时候，她就往爷爷的墓穴里扔了八枚硬币，还放了爷爷生前最爱的紫砂壶与烟斗。小时候，我看过爷爷对着壶嘴说话，看过爷爷敲着烟斗生闷气。我知道，他在跟它们说话，对他而言，它们就像他的孩子。

那时候不懂，以为爷爷在胡说八道，直到我做了遗物整理师，才深深地体会到：遗物是会说话的，整理它们就像在跟逝者说话，在回顾他们的一生。

躺在手术台上，我的心情极其复杂，忍不住流下了从生死夹缝里挤出来的眼泪。万一我没能从手术中醒来呢？在我这个年纪，我的人生谁能回顾呢？我的眼泪滴到了手术台上。打上麻醉剂之后，我沉睡了五个小时，记忆空白，却无比重要。我认为，我的灵魂飞去了某处，但不知道具体是哪里。

苏醒之后，我问医生：“当时我的表情是什么样的，跟死人一样吗？”

医生看着我，露出笑脸说：“你好像在笑。”

在笑？我一脸疑惑，难道这是五个小时里唯一的记忆吗？或许医生只是在安慰一个病人。

出院之后，我彻底想通了一些事情，好像能直视死亡的问题了。人死后能留下的或许就是身边的物品吧。我辞掉做了三年的新媒体运营的工作，进入遗物整理师这行业。我一开始只是帮人“收拾房子”，做居家设计，慢慢熟悉之后，我才开始接受遗物整理的任务。

居委会的人把老人家的房门钥匙从窗户伸出来交给我，冷冷地说了一句：“等会把钥匙洗干净再交回来。”说完转身走进里屋，也不在乎我是否回应。我道了声感谢，他也不理我，我便跟男同事往三楼走上去。

我们已经受到过很多人的冷眼与偏见，有人拿着扫帚轰赶我们，有人想放狗咬我们，有人往我们身上淋鸡血，等等。面对这些野蛮的对待，我们感觉委屈却又见怪不怪，因为没人想接触专门替死人“搬家”的我们。

走进玄关，一股淡淡的柠檬味扑鼻而来，窗户紧闭，空气有些浑浊。客厅里的东西看起来都比较老旧，沙发、茶几、饭桌等家具估计比我的年纪还大。墙上两边分别挂着一画一字，左边是临郑燮的《墨竹图》，右边是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沙发后面立着两个拼成L形的摆满书籍的木制书架。书架两侧还吊着两盆生机盎然的绿萝，泥土还有点湿。

看得出来，老人生前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定很热爱生活。除了地上那个破碎的紫砂壶，家里的东西摆放得很整齐。那个紫砂壶应该是老人倒下那一刻摔烂的。

检查完整个屋子，我跟男同事分配好了各自整理的区域，就开始清理现场。我们会小心翼翼地整理房间里的一切东西，小到一枚针，大到一张床，都会做好详细的分类。像衣服与被子之类的就直接用大黑色胶袋打包，一般都会扔掉。而贵重物品，比如手机、手表、身份证、银行卡、相册、手稿、现金等就会记录下来，列在遗物清单里，最后会将贵重的遗物装进盒子，交给逝者的家人、委托人或者委托保存的地方。

我负责整理老人的卧室，这是一个故事最多的区域，而且我总能找准具体的地方。我从抽屉里搜出了一本黑色封皮的日记簿以及一沓用细红绳捆在一起的信。信封都变黄变暗了，摸起来很粗糙。我解开绳子，数了数，共有二十六封，都按照时间顺序由前到后叠起来。这些信写于1979年至1982年间，看署名都来自同一个人。我的好奇心一下子上来了：那个人是谁呢？我拆开信封，一一看完了。原来，老人曾在云南边陲做过八年的下乡知青，还在那里有过第一任妻子。他们生了一个患自闭症的儿子……

从信里可知，他返城之后，妻子还一直给他写信。信里提到，他回城后就放下了与她的关系，很快就结识了新女友。妻子得知后，带着儿子改嫁到了他附近的城市。改嫁之后，她就把五岁的自闭症儿子送到了当地的儿童福利院。再往后他们的通信就断了。

“他为什么不带上妻儿返城呢？”

看完信件后，我心里有些疑惑。我觉得，他没带上妻儿返城是不负责任的。而在那本日记簿里，他也提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改嫁后的第二年她就逝世了。

我在阅读老人的日记时，其实有点希望看到他们的感人的故事，比如历经一番艰苦，他们一家终于在城里团圆了。然而并没有，结果很残酷。老人非常吝啬文字，里面只是寥寥几字提及妻子过世一事，仅此而已，而他一个字都没有写到他们的儿子。

好像那段记忆被他故意抹掉了。

入行之初，我容易受到永别与死亡气氛的感染而心生悲伤，比如：看到逝者的日记、照片会哭；擦拭着积有灰尘的书籍会哭；想到其他美好的器物从此失去主人，没人再跟它们说悄悄话时，也会暗自流下眼泪。往往这时，我会受到情绪的干扰进而影响工作的进度与做事的心情。我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克服了这软弱的一面，虽然偶尔还会忍不住掉眼泪，但已经能够正视死亡及其带来的悲伤与恐惧了。

看完那沓信件与那本日记簿，我心里其实有点谴责那位老人抛妻弃儿、背信弃义的行为，同时又替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在世而感到欣慰。他的遗物也将有了签收人。

我在网上找到了那家儿童福利院的地址与固定电话。电话是空号，我连续打了三遍还是提示空号。难道福利院搬迁了吗？我心想。我没有放弃，继续寻找。后来，我在同事群里发了个微信红包，向他们求助。这种“投资”很快就换来了回报。有个女同事私信我说，她朋友的朋友就在那家福利院上班，可以帮我问问。就这样，我得到了张院长的手机号码。

“明天你真的不需要我跟你一起去吗？”男同事发微信问我。

“真的不用。”我回复道。

“你不怕迷路吗？”

“有手机导航，我一个人去就够了，你在家陪你老婆。”

有一次坐车回去的路上，我问他：“你为什么愿意干遗物整理这份活呢？”

他露出标志性的笑容，脸颊上有两个大酒窝，说道：“为了讨生活啊。”

他是第二代“广漂”，所以我不怀疑他的答案。他结婚后就身兼多职，但这个答案没有说服我，我又问道：“你老婆还有你爸妈没有意见吗？”

“肯定有。我爸妈的意见很大，岳父岳母对我也有偏见，两家人差点就闹翻了。”

“那你怎么说服他们？”

“不是我说服的，是我老婆，她以前在殡仪馆做了半年工作，能体谅我。”

那是他第一次提到妻子的工作，他在公司里从不谈家人家事。我见过他妻子。一个集好身材与漂亮脸蛋于一体的美人每天在殡仪馆里进进出出，与尸体打交道，想想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他没有再说更多的细节了。

我继续追问：“你老婆说了什么呢？”

他思忖了一会儿，说道：“讨生活嘛，这就是一份比较特殊的工作而已，在岗位上尽量做好就行了。逝者安息，生者安心。”

我沉默了，没再问下去。想起前男友不能体谅我的职业最后选择分手，心里便会感到很委屈。我也没有说服我的父母，他们也不能说服我。两代人一起生活了二十八年，大到整个家庭生活，小到一言一行，都是需要我们细心去整理的，不然就会零乱不堪。思想观念也需要整理的，不然就会矛盾重重。然而，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些细节问题，于是矛盾就来了。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啊，它就像根深蒂固的大树，你得有连根拔起的气力才能做到，否则会适得其反。

有一次晚餐过后，我跟父母一起坐在客厅里追剧。我旁敲侧击了一会儿，聊起了我整理逝者遗物时的所见所闻。母亲的反应还是那么大。

“别说了，什么孤独死太难受了。”母亲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说道，霎时间空气就凝固了，“整天想着那些死人的东西，以后哪个男孩敢娶你？”

母亲的话一针见血，也很伤人，她还是包容不了我的想法，她只考虑她强加给我的想法。她已经憋不住了，起身就说要下楼去散散步，让风吹走身上的晦气。父亲是站母亲那一边的，母亲出去，他也起身跟着。

有时候，我也不得不替他们考虑：将来有一天，他们离世之后，我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整理他们的遗物呢？他们会因为是我亲自为他们“搬家”而感到一丝安心吗？还有，最后我又该如何安排自己的身后事呢？

半夜时分，外面下起了雨，紫荆树的影子投射在卧室的玻璃窗上，影影绰绰，让人惆怅不已。看着树影摇曳不止，我控制不住又胡思乱想了。

我走出房间，悄悄地来到父母的卧室门口，轻轻地支开门，顺着门缝瞄进去。前段时间，母亲的睡眠质量很差，进入不了深度睡眠，周围稍有动静她就会醒过来，寻医问诊吃药之后，最近改善了许多，她很早就上床睡觉了，还发出了均匀的打鼾声。患有糖尿病的父亲睡前习惯抽一根烟，烟味在房间弥漫，混杂着他身上的老年人气味一股脑儿地扑出门口。我在那位老人的卧室里闻到过那种类似烂苹果的气味，它们吸附在衣服上，藏在被子里，散发在空气中，久久不散。

坐在汽车站候车厅的塑胶凳上，我有点儿犯困了，眯着眼打起盹来。最近，我的睡眠质量也变得差了，早上醒来感觉恍恍惚惚，精神涣散。

这时，父亲发来微信语音说：“珊珊，办完事早点回来，晚上做你最爱吃的椰子炖鸡汤。”

以前父亲是个大厨，家里的一日三餐都是他做的，我喜欢吃什么菜，爱喝什么炖汤，迷恋哪种口味，他都一清二楚。

我要坐的那趟车的班次信息在电视屏幕里显示出一道红色。开始检票了。

我简单回复了父亲一个“嗯”字就背上粉色的北极狐双肩包，拿着遗物盒子朝检票口走去。早晨九点之后，候车厅里的乘客陆续多了起来。疫情防控期间，早班车的出车时间延迟了。快要发车时，乘客们才鱼贯而入，一个个排起队来。候车厅里一下子变得很嘈杂。

我在打盹中坐了三个小时的车，一点都没看途中的风景，等我睁开眼时车就到站了。走出车站已是下午一点钟，我找了附近一家快餐店坐下来解决了午饭。

天光有点暗，云层翻卷，又在酝酿着下一场雨了。结账时，我问老板去福利院的路该怎么走。我其实是个路痴，离开广州之后就没有安全感，没有方向感，看着手机导航也会迷路。来之前，我查过路线，但是一下车，就感觉迷失了。我有点后悔没有让男同事跟着来。

“出门一路往前走，过了铁轨下面的通道，左转走五分钟就到了。”老板一边说着一边在我面前比划路线。

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我环视着四周的楼房、街道与行道树，一种不安的陌生感涌上心头，好像过往的生活以及熟悉的事物在我眼前一笔勾销，被当作遗物统统整理掉了。最后我认了，上了一辆摩的，告知师傅目的地，直奔而去。

火车哐当哐当地从福利院大楼后头驶过，像一条巨蟒在灌木丛里飞奔，巨大的响声打断了我跟张院长的通话。

“你进来坐一坐，稍等我一下。”张院长最后说道。

我道了声感谢，张院长就挂了电话。

我出示了健康码绿码以及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填了来访人员登记簿，就跟着门卫走进院子。

院子比较大，主干道两旁长着高大的香樟树，遮天蔽日，空气里弥散着树的香气，还有枯枝败叶的霉味。门卫在前面带路，低着头，不说话。我们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过了两个转角来到院长办公室门口。在一楼，听得到孩子的声音，却没有见到一个孩子。这时，我看到了一个在娱乐活动室门口搬箱子的中年男人。他的头发有点凌乱，有点驼背，见到我们就呆呆地站着，望过来，也许是盯着我，也许是盯着我怀里的盒子。

“孩子们准备午休，院长巡逻完就下来，你进去坐吧。”门卫说道。

我走进办公室，坐在黑色的沙发上，把盒子搁在膝盖上。门卫给我倒了一杯温开水，就出去了。

办公室里有一阵烟味，窗户紧闭，有点闷热。这屋子看起来比较简陋。办公椅露出了淡黄色的海绵，办公桌已经掉漆，桌面上摊着一个夹着厚厚资料的文件夹，像是院长正在查找什么，忽然有事就离开了。院长用的还是台式电脑，主机噪声有点大，背后的电线乱成一团，缠在一起。排插的电线从我的脚跟伸进沙发底下，最后插头插在门口电灯按钮旁的插座上。

这时，张院长进门了。我站起来跟他打了招呼。

如我所想，张院长跟我父亲的年纪差不多，只是他的两鬓多了稀疏的白发。他着装朴素，走路也有点驼背，脸上露出友善的笑容。我在电话里头已经做过自我介绍了，说清楚了来访的目的，我省略了不必要的客套与开场白，直奔主题。

我把盒子放在办公桌上说道：“这是老人留下的贵重遗物，我想亲手交给他儿子。”

张院长的目光一下子落在盒子上，凝视了一会儿，问我能不能当场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说没有问题。这些遗物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在交给特殊的签收人——自闭症患者——之前，从人身安全角度考虑，张院长有必要过一眼。他拿起盒盖放在一边，一件一件地翻着，发出嗖嗖声，就像有一只老鼠在装满食物的箱子里刨食。他拿起相册，翻开来看，里面全是老人与第二任妻子的照片，很多都褪色了，他走马观花似的翻过去了。看完照片，他取出那沓信，解开细红绳。我以为他会一封封地翻看那些私人信件，信里面记录了老人与第一任妻子的交流，以及她提到儿子的一些细节。他快速地浏览了其中一封就折起来塞回去了。其实，他想看的是那本日记簿，他取出来，摊在桌面上，一页页地翻开，看得很认真，食指在纸面上滑动，似乎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字，想要在字里行间找到什么，看到什么，但最后又一无所获。他看起来有些失望。

“这些东西恐怕不能交出去，先交给我保管吧。” 张院长合上日记簿，说道。

“那里面有两千多元的现金……”我手指着盒子。

“我会交给他的。”

我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没能将逝者的遗物亲自交到签收人手里的情况。这也是工作规定允许的。我点点头答应了，接着问道：“他知道老人去世的事吗？”

张院长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也许是张院长什么都没有告诉他。

“我觉得您应该告诉他。”我说道。

他今年四十五岁了，从他五岁被送进这家福利院起，四十年来他没有离开过这里。他住在这里的时间比张院长在这里工作的时间还要长，也是福利院里面待的时间最长的寄居者。四十年来，福利院的院长换了三个，第四个是从外地调来的张院长，他也待了二十多年，任职时间最长。张院长接管福利院的一切内外事务时，老人的儿子已经成年了，按照规定是要被送到社会上就业的。然而，张院长不但没有把他送走，还为他办理了留院手续，给他安排一些简单的工作，直至今日。张院长这样安排，也许是受了老人的委托。

“二十年前，他还经常来看儿子，向我了解儿子的情况。”张院长一边翻着文件资料，一边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后来，就再也没有来过了。”

张院长说的“后来”就是老人的第二任妻子离世之后。

“我记得是2003年之后。”他补充道。

老人回城之后，第二年就再婚了，与妻子挤在一居室的家里过着二人世界的生活。但是他们为何选择不再生育呢？我着实很好奇，想在他的日记簿里寻找到只言片语来解开我的疑惑，可是一句话都没有提及。我猜测，原因可能在他儿子身上。

“他们相认了吗？”我追问张院长。

张院长轻声地叹了一口气，往后靠在椅子上，默默地摇了三下头。

儿子被送进来之后的那五六年里，老人来得比较频繁，每隔一个月就拎着一袋东西坐车来看他，但奇怪的是，他只是远望，并不近看，好像儿子身上长满刺。有时候，他站在宿舍门口偷看儿子穿衣服；有时候，他站在教室窗边观察儿子听老师讲课；有时候，他站在树下望着儿子掏蚂蚁窝；等等。直到他长大成人了，老人就每隔两三个月来看他一次。

“一次都没有。”张院长思索了片刻，说道，“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他很痛苦，忍受着很大的痛苦。但老人就是不走近他，不跟他说话，不跟他相认，好像那个孩子是一件遗物，必须丢掉，也必须遗忘。”

张院长点了一根烟，推开半边窗户，对着窗口抽了几口，若有所思似的。

“后来，我们聊了几次。我深深地感觉到，他已经决定抛弃这个儿子了，他想要切断父子关系，但是又很难割舍。儿子成了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成了他挥之不去的一段记忆，成了他岁月里的一个羁绊，就算表面上切断了父子关系，他们也是藕断丝连的。”

张院长的这番话像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这让我感到有些诧异。

张院长与老人之间聊了什么，我并不知道。老人与儿子之间，明明有着血缘关系，但无形当中，他们被蒙上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试图从老人的日记簿里回忆起他描述那段知青岁月的一些细节，兴许可以找到答案。然而一切都是徒劳。那些写到他妻子的零星字眼构不成一帧想象的画面，凑不齐一个长句子。我不得不这样猜测：他竭尽全力想要抹掉那段岁月的痕迹。他并不想让人完整地看到他走过的是一个怎样的人生。也许千疮百孔。我想，张院长翻看了那本日记簿之后，看出了他那软弱无力的一面，才面露失望甚至不满。

看来，答案不在日记簿里。

逃离、摆脱、切断。这是在他的日记里出现过最多的三个词。

漫长的八年里，他提交了无数次返城申请，编过很多理由都被一一驳回，毫无结果。他无数次想过逃离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哪怕返城途中坠入山崖粉身碎骨，甚至被野兽吞食，也要冒那个险。他每天从嘴里抠下一点口粮，藏在用烂衫缝的小袋子里，压在枕头下。晚上睡觉前，脑海里还在盘算着逃离的路线。

逃离，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日积月累，年年复年年，像在脑袋里长了一个肿瘤，越长越大，越大越危险。但是挥起刀来却无从下手，意识里一团零乱，不知道要切断什么。他想躲在梦里，不想苏醒，可是梦境竟是另一个地狱，他快速下坠，坠入深渊，他使劲地掴脸，让自己清醒。醒来之后，他又懊悔地猛扇自己的脸。

逃离——岁月

摆脱——身份

切断——记忆

他在日记簿中写下了这三组关系。

后面的结果是，他抱着逃离的念头留了下来，接受了自己不想承认的那个身份，接受了内心的麻木与荒芜，跟农场老员工的女儿结婚，生下一个儿子。妻子以为他终将会留守这个地方。直到1979年3月的某一天，他跳上返城客车，就像一个落荒而逃的逃兵……

这时候，我擅自打断了张院长的话。

“老人生前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他把屋子收拾得有规有矩，打扫得干干净净，也没有一点儿零乱的东西。可以说，他是一个善于整理生活的老人家。”

那会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张院长面前说出夸奖老人的那番话，似乎在那一刻，我只想转移话题，说出那些话心里才舒服。

但是张院长并不那样觉得。他说：“我不认为他善于整理生活。他都整理不了与老婆、儿子的关系，整理不了过往的记忆，又怎么说得上善于整理生活呢？在我看来，他的生活一团糟，从他抛妻弃子跳上返城客车的那一刻起，他将永远无法逃离、摆脱与切断过去发生的一切。我很确定，他的生活一团糟。”

我被张院长说得哑口无言，有些坐立不安。

就在此时，张院长突然站起来往外面走去，他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不知道那个中年男人是什么时候来到办公室门口的，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扭过头看向门口。张院长一会儿指着走廊，一会儿指着院子，在给他安排任务。他低着头，既乖巧又有些害怕的样子。在某一瞬间，我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碰到了一起。他很快就转移视线，转身离开了。张院长回到座位上，但我们没有再聊刚才的话题了。他跟我聊了一会儿家常，收拾着桌面上的资料。很显然，他有些心不在焉，不想跟我浪费时间了。他合上资料夹，塞回架子上，再把遗物盒盖起来，放到了柜子底下，说了一句“我先去忙事”就出去了。

我留在办公室里坐着，过了一会儿我也出去了。我在走廊里漫无目的地闲逛。福利院每一栋楼的走廊都是相通的，走在其中像穿在一条迂回的隧道。天正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下午四点，孩子们就要放学了。张院长带着三位老师撑着伞准备去学校接孩子回来。他走过来跟我表达了歉意，说了些“今天事情真的很多，不能陪你了”之类的客气话。

“没关系没关系，等雨停了，我也要回广州了。”我连忙说道。

他们坐进了车里。张院长坐在靠车门的座位，车启动了，他朝我挥手告别。

我被雨水困在了福利院，叫不到摩的，也约不到滴滴车。雨雾朦胧，混混沌沌，只要我走出门外，十有八九会迷失方向。院子不再安静了，开始响起一些杂音，除了雨声，走廊的某个地方还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嬉笑声与咚咚声。我正走到阅览室门口，听到那些声音就停了下来，环顾着四周。有几位老师在教室里进进出出，忙来忙去，从我的身边走过时也无暇打招呼。咚咚声在不停地传过来，那个声音奇怪得很，好像一个被遗弃的人在寻找被遗弃的同伴时发出的哀婉的呼唤。我站了一会儿便寻着声音的源头走去。

杂物房的门前叠着一堆被压扁的纸皮箱，用绳索捆着，差不多与门齐高。地上还有破裂的红色水桶、肮脏的毛绒玩具熊以及被撕烂的衣服与书本，等等。那些被抛弃的物品都堆在门口地面上。中年男人穿着蓝色的工作服，静静地坐在一张塑胶矮凳上，他背对着我，低着头，专注地看着脚下。

这时咚咚声已经消停，连一点儿余音都听不到了。

我悄悄地走近他，看看他在那里做什么。他的右手抓着一把生锈的羊角锤，锤子压在一个被踩扁的盒子上。突然，我停下脚步，就像急刹车一样停止了。是那个盒子。我给张院长的那个遗物盒怎么会在他那里，还被踩烂了呢？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但走了两步，话还没到嘴边就打住了。他的脚下散落着老人的遗物。身份证、信封、相册、手机等，像垃圾一样丢在那里。他用锤子把手机屏幕敲得裂开了，像贴上了一块带雪花的手机膜。相册也被撕烂了，照片散落一地。没有看到一张现金。落在地上的那一张张随风飘动的纸片是他从日记簿里撕下来的。他正在看着日记簿，一页一页地翻着，看完一页就哗啦一声撕下一页，扔在地上。

就在这时，他感到了我的存在，扭过头来瞅着我。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了鄙视与憎恨的目光，让我感到一阵带着威胁的恐惧。我想逃跑，但是双脚就像灌了铅，动也动不了。他不依不饶地盯着我，好像我跟他有仇似的。十几秒之后，我开始平静下来，直到有了与他正面对视的勇气。渐渐地，他的脸部轮廓在我眼中清晰起来，他的塌鼻子、厚嘴唇、浓密的眉毛显得那么特别，很有辨识度。然而，他看我的那种眼神，好像一个被困在两个世界的夹缝间的人，想要逃离，迫切摆脱。看着他，我渐渐地想到了一个熟悉的人。那位老人似乎在我眼前复活了。

【作者简介：巫宏振，青年写作者，现居广州。曾发表小说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