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中篇小说《纸老虎的个人史》的主旨，似乎是不难理解的。其中的主人公王通，一个乡野穷小子出身，经过了一番努力，算是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了，但在这个过程中，精神上却发生了一些“堕落”，在私密的情感世界里开了一个“小差”，背离恋爱时的初心。小说从王通的恋爱故事写起，有意在一个起承转折的架构中，将他外在的人生经历和内在的心理历程细致地呈现出来，并借以探讨向往城市而又无法摆脱乡土观念的新型农村人的身心困境以及认同悖论。

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王方晨一向不怎么热衷于精雕细刻，而更愿意构建一个象征性的观念框架。这一点，他最初的“塔镇”系列就已初见端倪，此后的《大地与人》三部曲，延续并发展了这种惯例。至于以济南的一条街道的风土人物变迁而折射社会历史转型的《老实街》、以机关单位中的权力运作为揭示对象的《花局》，看似在一个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和故事都很难用现实主义的叙事成规给以理解，而诸多的隐喻和夸张，让我们不得不致力于发掘其中的象征意味。《纸老虎的个人史》从内容上来看，仿佛是回到了王方晨最初的“塔镇”系列。王通的“发达”与“堕落”，很大程度上就是当代社会历史变迁中城乡互动关系中的一个缩影。而从形式上来说，虽然在故事的曲折度上有所增强，但兜兜转转的仍旧摆脱不了先锋实验的痕迹，试图在多重的对照和言不及义的启悟中，探索隐匿在社会转型和城乡巨变中的传统观念的隐疾。在某种程度上，王通和他的表哥，虽然人生路径不同，但基本上是殊途同归，都能在肉身上大致实现了从乡村进入城市的转变。然而事业上的瓶颈，如表哥职务升迁上的窘迫，如王通承包纤维板厂的失败，以及他们随后要么是迁怒于人，要么是放纵欲望，从而各自陷入情感上的危机，都深刻表征了所谓的“小农意识”因应现代城市文明的难题。

在我们的史传传统中，总习惯于给诸多的帝王将相抑或英雄人物，安排一个不同凡响的出身，这一点也是西方的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所确立的叙事传统所坚持。但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叙事却刻意为此画上了休止符，并进而反其道而行之。无数背德者或社会的奇零人，甚至于众多的身心残障人士，充当了其中的主角。作为一个现代主义的传人，王方晨自然也精于此道。所以王通似乎宿命般的，他一定会给安排一个无以自傲也难以傲人的出身。他的“鼻涕虫”的童年，以及他的“骚蛋搁上头”的张狂，自然也就给他的恋爱平添了难度。而就是王通的恋爱，本是被当作小说中的核心事件来讲述的，以至于他后来的沟沟坎坎，诸如成功的喜悦与受挫时的牢骚，都与之相关联，但王方晨尽管动用了不少现实主义的细节、语言和行动，细腻中都颇能见出性情，但因为执着于象征意味的经营而并没有将之充分地戏剧化，比如怎么死缠烂打、如何纠缠不清，都是不显山露水，很有些波澜不惊的。

其中的一个插曲，却也收到参差对照的效果。原来就在王通一筹莫展之际，在济南工作的表哥的婚礼帮了大忙，从省城参加过婚礼回来的他，一方面是换了一身行头，另外一方面则是大力渲染城里人的生活，这给村上的年轻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原来爱搭不理的王凤梅竟对于自己以往的怠慢难为情起来。结果事情有了转机，他们学着电影里的方式，一番打情骂俏而成就了一段姻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相似的城乡二元结构下，有许多小说，如莫言的《等待摩西》，女主角会舍弃即将到手的工人家属身份而为爱情献身，而王凤梅却更多地为虚无缥缈的城市想象心动了，所以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为实现爱的承诺，让她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就成了王通的奋斗目标。

正是在这里，《纸老虎的个人史》显现出将个人的情感秘史与当代社会变迁关联在一起的企图。小说的第一句话：“在纸老虎王通心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很遥远了。”就隐藏了这样的雄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乡镇企业曾经在经济生活中被给予厚望，贾平凹的小说《浮躁》中的主人公金狗放弃了商州报社记者的公职，而回到州河干船运，并为此成立了公司，这家船运公司就具有乡镇企业的性质。贾平凹将乡镇企业作为金狗回归人生正途的希望，所反映的不过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观念。而到了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转型，乡镇企业大多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就像王通在塔镇做临时工的纤维板厂一样，陷入三角债的危机而濒临倒闭了。这对于王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原来还指望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好使妻子有可能脱离农村，跟他享福”，但再丰满的理想，也逃不脱骨感的现实，他只好回到村里做起了庄稼汉。王凤梅倒是能够面对现实，尽管并没有忘记王通曾经给她的承诺，但仍积极开导他。这中间究竟有多少心底波澜，小说并没有过多的揭示，但显而易见的是，王通表面上也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接受了泥腿子的命运。不过高加林参加的是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路遥在小说和后来改编的同名电影中有着生动的表现，而王方晨只给王通在自家的一亩八分地里提供了一个秀恩爱的机会，随后就因为纤维板厂发出英雄帖而斗胆揭榜，在一个送情郎的经典场面中踏上了推销员的征途。

此真所谓山不转水转，王通竟因此时来运转。比起诸多社会新闻里的“成功人士”，王通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了。从一家濒临倒闭的乡镇企业的推销员起家的他，不过是在县城边上买了一块地皮而盖了两层小楼。此后，因为县城开发又时来运转，原来的城乡接合部摇身一变成为中心商业区，于是就在居家处开了爿小小的门市部，结果在乡亲们眼中，他这是“发了”，成了“城里人”了。惹得一众人等眼热嫉妒。这应该是有的，比如那些同在塔镇纤维板厂当推销员的同事，就曾纷纷向他取经。而这位一向看起来吊儿郎当的人，竟摆出牛皮哄哄的样子，“大谈诗词典故”，扯出一个上联“论古今，古今事，从来如此”，而被考的人不过是一群土老帽，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词来，但出题的人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实在是有些让人难以捉摸。或者王方晨的意思，是在于表现在一群泥腿子中，王通自有其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初通点墨，但又像醋瓶子一样，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除此之外倒也没到一拨又一拨来揩油的地步。再说他也没有发达到让乡亲们都来揩油的程度。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此后的十多年，像王通这样的“成功”，在乡村里其实也已经是屡见不鲜了，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不过是他哥哥派出侄女，到他那爿门市部卖东西。说起来也算是相互照应了，但也由此引出一些是非，从而引出了那位修鞋匠的“登堂入室”，以及后来的知难而退。

被称作小月的修鞋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她在小说中与其说是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欲望的符码。作为一个外乡女子，她身为修鞋匠的职业与她姣好的外貌，构成了强烈反差，所以她的来历，在很多人心里可能是一个谜。王通应该只是其中之一，但只有他才表现出强烈的怜香惜玉，并在机缘巧合的条件下，给她提供了一个免受风吹雨打的工作机会。作为叙事者的王方晨为了让后续事件发生，有意让王凤梅失去作为女人的敏感，给小月提供了“登堂入室”的机会。当然这机会也同样是留给王凤梅的。如果说在此之前，王凤梅总是藏在王通的背后的，而极少有自我表现的机会，而此后她作为一个乡村女子的主见、坚韧和果断，才逐渐清晰起来。当她发现王通怜香惜玉，而又得陇望蜀的时候，就毅然决然地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她是执拗而又明事理的，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但这些无疑都是观念化的。我们总是被动地看到她斩钉截铁的语言，而对于她的内心波澜，以及从内到外的挣扎，却总是付之阙如的。就此而言，其实她跟小月相似。除了勾起王通欲望的小月的美貌以外，小说中对小月的介绍，包括她的身世、经历，甚至来路都是敷衍的。比如除了知道小月外乡女子的身份外，其他几乎一无所知，而所谓逃婚也不过是她自己的一面之词。这些并不重要。毕竟我们早就知道，王方晨并不热衷于工笔细描的写实主义，他所在意的是象征意味或观念性的表达。

在这篇小说中，王通的表哥再次发挥了催化剂的功能，但不同的是上一次是结婚，而这一次则变成了离婚。此间对照的视野，形成了叙事的张力，但有关表哥的“离婚案”缺乏必要的悬念，却多了不少的铺垫。王方晨可能有意为之，并在其中煞有介事地隐藏了一些观念的赘物，但实际的效果大抵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表哥原先所象征的城里人“像放电影一样”的生活揭开来却也不过是一地鸡毛，没什么值得羡慕的；其二是表哥所絮叨的离婚理由，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将自己的失败迁怒于他人，且迁怒的根由竟在于“原始的民间信仰”，王凤梅悄悄地告诉王通“表嫂是个白虎”就是相关的证据，所以他虽然身在城市，观念仍旧是老土的，仍没能摆脱乡土的羁绊。

也许王通一度就是以表哥为样板想象和设计自己的奋斗目标的，但随着样板的轰然倒塌，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失去了上进心。这其中当然也有小农意识作祟。所以王方晨特意安排他隔三岔五到村上转转，似乎他突然发现了田园生活的诗意，但其实不过虚荣心之外，企图以一种成功的幻觉，充当道德与欲望的裁判。事实上，当他在承包纤维板厂的企图遭遇挫败的时候，他似乎再也找不到上升的空间了，所以在进取与消沉之间，王方晨准确地拿捏到王通道德与欲望的冲突，并在王通和他表哥的参差对照中，表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裂变过程中，放纵与伦理的纠结其实在很多时候，正是很多人所面对的现实。而深刻的地方在于，他让王通在一次坐火车的经历中似乎获得了某种启示，而在众多因缘际会中，被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感捕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