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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叔河谈读书
        来源:中华读书报 | 锺叔河  2023年04月04日07:17
        关键词:锺叔河 阅读

        锺叔河,出版家、学者 王平摄

         

        您小时候读的是什么书?

        锺叔河:我从小读的就是铅字印在纸上再装订成三十二开的平装书,但在老家书房中,在长沙府后街和南阳街的书店里,入目触手者仍全是木刻线装本。避着父师自己偷看旧小说,从《施公案》《七侠五义》到《西游记》《三国演义》,有光纸上石印小字看成了近视眼的,也全是线装,随时可以卷起来塞入裤袋,装作听话的好学生。

        您如何看待卖书人和读书人的关系?

        锺叔河:读书人不能不买书,买书即不能不和卖书人打交道。读书人和卖书人的关系,由来久矣。

        最早的书市见于《三辅黄图》,王莽谦恭下士时,长安太学规模颇大,附近有个“槐市”,“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籍,笙磬乐器,相与买卖”,情形简直同美国大学校园里的street fair差不多。可见学生下海,古已有之,这也是王莽为了坐上金銮殿而着意营造的“文化繁荣”之一小小侧影。

        是纸的逐步改进和利用,才促成了书的普及和专业卖书人的出现。《后汉书》记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家贫无钱买书,偏能过目不忘,来到洛阳书市,专门只看不买,王充这位读书人也够精的了。洛阳卖书人的服务态度也真好,允许王充尽量揩油,如果没有他们行方便,《论衡》也许就写不成这样好。可惜范蔚宗没有记下一两位卖书人的姓名,不然奉之为书店业祖师,岂不比铁匠行崇奉太上老君合适得多吗?

        我想,卖书人以书为生计,自不能不以读书人为衣食父母(今称上帝,则比父母更尊矣);而读书人若真以书为性命,亦当视卖书人如救苦救难观世音。联结二者的纽带就是书,只要彼此都喜欢书,看重书,熟悉书,自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存共荣,融洽无间。只怕身在书界,而心不在焉,对于书和读书人一概漠然,即使没穿“烦着哪,别理我”的文化衫,脸上却明摆着那样一副神气,则虽焚香顶礼,亦不得灵验矣。

        您曾经在《因何读书》里总结了几条读书的原因,比如因寂寞而读书,因怀疑而读书……

        锺叔河:古人常常以读书排解寂寞。东坡云:“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

        旧社会读中小学时读书不知选择(亦不许选择),什么“三纲者,君臣义”,被灌满了一脑子,后来才知全是废话。如不想带着个充满谬误的脑子进坟墓,还是找些真正讲科学讲道理的书看看才好,至少在死后可以做一个明白鬼。

        人的一生,读书的时间本就不多,又不幸在听废话念废话上浪费了好多光阴,像我这样,结果便是无知。而求知却是人的本能,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了满足一点好奇心,也得找点书读读。一读,方知对有些事物自以为知的,其实所知甚少。

        老实说,读书是用心甚至伤心的事,带来的不一定都是快感,往往是伤感,甚至痛感。但人毕竟是人,不能光喝苦茶,吃苦瓜,有时也得噙一颗青果什么的,换换口味。所以散文随笔、杂志副刊,有时也要看一点,作为小憩。《中国国家地理》和《国家人文历史》两个刊物,因为有图文并茂的好文章,所以每期必看,直到如今。

        您特别喜欢逛古旧书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锺叔河:20世纪50年代末,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全长沙市只有黄兴南路一处古旧书店,而且线装刻本一年比一年少。但民国时期以至晚清的石印、铅印本还相当多,我所读的胡适和周作人的书,差不多全是从这里的架子上找得的,平均人民币二角到三角钱一本。我初到街道工厂拖板车时,月工资只有二十八元,一家数口,拿出两三角钱并不容易。后来学会了绘图做模型,收入逐步增加,两元四角钱十本的《四部丛刊》连史纸本《高太史大全集》才能买得。

        最值得一说的是“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初版”的饶述一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61年秋天,我在古旧书店架上发现了这本久闻其名的书时,却被旁边另一位顾客先伸手拿着。一时急中生智,也顾不得许多,便一把从他手中将书夺了过来。他勃然变色要和我理论,我和颜悦色对他曰:“莫急,莫急,我只拿这本书问一个小小的问题。”一面迅速走向柜台问店员:

        “你们收购旧书,不看证件的么?”

        “怎么不看,大人凭工作证,居民凭户口本,学生凭学生证。”(其实店堂里贴有告示,乃是明知故问。)

        “学生怎么能拿书来卖,还不是偷了自己家里的书。这本书便是我儿子偷出来卖的,我要收回。”

        “这不行。对店里有意见可以提,书不能带走,儿子只能由你们当父母的自己管。”

        “好罢,意见请你向店领导转达。这本书就按你们的标价,一块钱,由我买回去,算是没有教育儿子的报应好了。不过你们也确实不该收购小学生拿来卖的书,是吗?”

        店员原以为我要强行拿走书,作好了应战的准备;结果是我按标价买走这本书,店里无丝毫损失,自然毫无异议表示赞成,立刻收款开发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属于我了。

        先伸手拿书的那位顾客站在一旁,居然未插一言(也许他本来无意购买,只是随便看看;也许他比我还穷,口袋里连一块钱也拿不出来),到这时便废然离去了。

        这件事我一直在友人中夸口,以为是自己买旧书的一次奇遇和“战绩”。

        您收存的古旧书有什么珍本吗?

        锺叔河:多年来陆续翻得的,有《梅欧阁诗录》,是张謇在南通开更俗剧场,建梅欧阁,请梅兰芳欧阳予倩前往演出的纪念诗集,线装白棉纸本,卷首有照片十九帧,非卖品,以一元五角购得。有《杜氏家祠落成纪念册》,是民国二十年杜月笙在浦东高桥修家祠举行盛大庆典时,由上海中国仿古印书局承印,赠给来宾作纪念的,线装上下二册,由杨度编辑(名义是“文书处主任”),章士钊为作后记(题作《杜祠观礼记》),有蒋中正、于右任等多人题词,价三元。还有一册“光绪十一年乙酉八月刊刻”的《杨忠愍公集》,我为张宜人“请代夫死”的奏疏感动,以为这是从另一角度对专制政治残酷黑暗的揭露,花二元四角钱买了下来。本亦只以普通旧书视之,但曾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单”,上列第十项“明代谏臣杨继盛遗书及后人题词”,正是这本。虽然那该是真迹,这只是刻本,但两百多年前的刻本,在今天也弥足珍贵了。

        我拣得的旧书都很便宜,但也有贵的,而且是越来越贵了。有一回在清水塘地摊上,见有《新湖南报反右斗争专刊》合订本一册,第一期便是蓝岗揭露唐荫荪、锺叔河“同人报右派集团”的材料,薄薄十几页索价高达五十元,几经讨价还价,才以二十五元得之。假如没有自己这三个字还有朱纯的两个字在上头,我还真的舍不得当这一回“二百五”呢!

        您进入出版界后做的第一件工作是“走向世界”丛书?

        锺叔河:我到出版系统来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推出“走向世界”丛书。出版社是朱正介绍我来的。我那时候常考虑中国的未来,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走向世界。

        中国人走向世界,就是从远东走向远西,从东方走向西方。中国人从东方走向西方的起步,比欧洲人从西方走向东方至少晚了一千七百年,这就是双方在走向外部世界上的差距。那时杨绛和我老伴朱纯通过一些信,也对我谈到钱先生对“走向世界”丛书的关心,还有他热情为我的书《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作序是他“平生的唯一”的故事。

        能否谈谈您和钱先生的友情?

        锺叔河:钱锺书先生我原来并不认识,初见到他完全是由于《读书》杂志的董秀玉(后来的三联书店总经理),她在我1984年一月到北京去的时候带着我去的。我这个人很怕旅行,很怕坐车。那一次我又晕了车,无法聚精会神谈话,临走时连自己的地址都没有留给钱先生。钱先生写信给我,也是寄给董秀玉托她转寄的。信中对“走向世界”丛书还原译名的错误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

        随后我们就通起信来。钱先生在信中说,你写的导言很有意义,最好能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一本书,我愿为作序。董秀玉他们也表示愿出这本书,沈昌文、秦人路几位还约我座谈过。后来《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按:2010年第四次重印改名《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虽然没有在三联出,但是钱先生的序一直印在卷首,这永远是我的光荣。钱先生的序文有三份手稿在我这里。别人或者会以为钱先生有很大的架子,完全不是这样,他很随便的。他写的序,他说有意见你可以改,我也确实在上面“改”了,“改”掉的是他对我的奖饰之词,他的文章当然不需要改。我“改”过的稿子,他又誊一遍。他自己也喜欢改,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幽默地说自己,“文改公之谥,所不敢辞”。哪怕是写一篇这样的小序,他也习惯了一改再改,硬要改到“毫发无遗憾”才行。这三份手稿,现在仍在我这里。

        关于纸质书是否消失的话题,多年前就有过探讨。您对书的未来怎么看?

        锺叔河:西谚云“欲知其未来,先明其原始”,所以无妨学学夏曾佑先生编历史教科书问“男女私通始于何时”,先来问问人们称之为图书的这种东西始于何时,如果仍援夏先生之例,也许可以答“河图洛书”吧。“河出图,洛出书,圣人(伏羲、大禹)则之”,以成八卦九畴,这是《书经》和《易经》中的话,比屈原问“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更为“经典”,但同样也如司马迁说的“缙绅先生难言之”,作不得数。

        其实人类自从野蛮开始进入文明,便有了交流、学习、传承的需要,也有了想象与祈求。三千年前殷人用锐器刻在甲骨上的,四千年前两河流域人用小圆棒划在湿黏土板上的,五千年前古埃及人用炭黑写在纸草(papyrus)上的,直至二万五千年前克罗马农人彩绘在法国和西班牙洞穴石壁上的(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彩图第七页),都是先人的创作,先人留下的信息,也就是真实存在过至今还存在(当然只能存在于博物馆和图册里)的“河图洛书”。

        我们的图书就是这样产生、发展、延续下来的,它们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只要文化不灭,图书也就不会灭亡和消失的。

        当然,人在变,文化在变,图书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可能不变。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串联简册的皮条翻断了三次,因为那时的书是写在一片片竹简上,再用皮条串联成册的,反复不断地翻读,皮条也禁不住。这比起今天用电脑,在阅读器上读书,书之重轻和读之难易,变化确实极其巨大。但是不是用阅读器读《易》就能比孔子读得更好呢,恐怕谁都不敢拍胸脯保证。

        未来的书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真不知道,是不是都会缩到阅读器里头去呢,难说。我想,即使阅读器真能全面取代纸本,也不过和平装取代线装、纸本取代竹帛、竹帛取代甲骨一样,又来一次世代交替而已。模样再变,供人阅读的功能不会变,人们读它,还是在读书。

        老实说,我对此并不怎么关心。来日既已无多,架上的旧书且读不完,未来的书还读不读得了,读不读得懂,犹如太阳上的氢还能烧多久的问题一样,于我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了。

        (编者注:本文由锺先生授权从其本人着作中摘录而成,并经其本人审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