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发》是杨凤喜“小说地理”——“凤城·喜镇·杨村”系列的一个篇目。人物出演的舞台在凤城。杨凤喜的“小说地理”，兼有城、镇、村，是一个立体的全覆盖的文学架构。其地名镶嵌了作家的名和姓。是寄托他精神和情感的文学家园，也是作家倾情构建和施工的一项文学工程。这篇新作，算是作者完成和交付的一个单元工程。

今天，城乡阻隔正在被拆除。城、镇、村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区划了。经济发展、现代资讯和便利的交通，促使人口频繁流动，城市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浪潮。在这一场前所未有的流变中，人们又都顽强地保留和携带各自的文化记忆，在相互的交集中擦拭出火花。许多人经受着被撕裂、被移植、被重塑的运命。记录和表达这亘古未有的流变，应当是当代文学最重要也最丰饶的主题。杨凤喜正是从这里出发，来构建他的“小说地理”的。

《沙发》以第三人称视角为叙述角度。小说的人物和故事，不是通常所见的故事中的人物，而是人物的故事。作者在生活流、心理流式的叙写中，于不动声色、娓娓道来的讲述中，写下一个乡村女人初做城里人的生活遭遇。请注意，我用了“遭遇”一词，却又非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意义。这个“遭遇”，并没有可怕的遭际，但小说主角李春却注定因此而遭受重创。说的更明白一点，作者写出的是一个乡村女人的“城市化”体验。这是一个个体生命的体验，有其独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促使我们对时代与人生、文化与历史、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等作出诸多的思考。

李春是一个三口之家的女主人。丈夫是大车司机，跑长途运输。一个五岁的儿子，上幼儿园。李春出场即她在搬家。她已经完成了她人生目标中的两级跳，一是由乡村进入了城市，二是由城市边缘的大杂院出租房进入城市中心，有了自家购置的楼房。尽管是二手房，尽管是顶层六楼，尽管因购房欠了债，但对她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跨越。如果说有什么缺憾，那就是缺钱。因为缺钱，她家客厅空空的，无法购置一套沙发。为实现“齐家”之梦，同时也为一天一天长大的儿子有一个好前程——从她为儿子取名“赵将军”上，就可看出她对儿子抱有多大的希望——她对好赌的丈夫加强了管控，命他按月足额上交她定下的工资额。她自己也重操旧业，卖起了手擀面。就在搬家这天，她认识了住她下面五楼的娜姐。几天后，娜姐把自己家的旧沙发无偿送她。这让李春又高兴又忐忑。随着叙述的展开，故事发生出人意料的逆转：娜姐离异丈夫醉后误入李春家，让她得知娜姐的往昔，加之该小区微信群纷繁斑杂信息的推波助澜，李春感觉娜姐送她沙发，是对她的算计。那个旧沙发是她屈辱的标志，她逼着丈夫找来狐朋狗友，把那件旧沙发抬出去扔掉。

娜姐赠予的旧沙发，是小说故事和人物逆转的中心事件，也是我前文所说“遭遇”的起因。杨凤喜设计的这一并非遭遇的“遭遇”，把李春一段原本无风无雨的晴好日子变得风雨作兴。我不能不说，这是一篇佳构。“遭遇”来自哪里？“风雨”起于何处？它来自这个女人的心中——她有一种成为城里人的热望，又有在城里人面前一种近乎天然的自卑。平心而论，娜姐无偿赠送李春旧沙发，有自己的目的和算计。在小说中，娜姐不是以“她”出镜的，而是以李春的视角形象存活的。其性格、命运留有大片空白。但从李春的视线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端倪。她无偿送李春沙发，一是要清除和抹去离异丈夫留下的痕迹，二是尽可能节省清除成本，她可能是有算计的；对新邻居李春，她应是有点同情心的，当然也有施舍心理，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但总的来说，这一举动却不是为恶，甚至可以说基本是善行，一种利己和利他兼容的善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谓的善恶，并没有纯粹的善或恶。善与恶往往都是杂色的。善行中可能藏掖着行善者的计较和算计，罪恶里也可能有作恶者非恶的棱面。但就是这样一种基本是善意的举动，在李春的眼里却改变了模样，变成一种蓄意的算计，恶意的巧取，受到她的反目和报怨。我们不妨从李春的举止和心理中去寻找原因。

对于娜姐，李春经历了害怕、感激和怨恨三种心理过程。我这样说，是撮其要领的说法。其实，杨凤喜对李春性格和心理的揭示，要丰富、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请允我试作分析。

沙发事件之前，李春与娜姐有过三次见面。第一次在搬家那天，她正以乡下女人的方式骂丈夫，一回头就看到这位未来的邻居。她立即被娜姐衣着、形体、神态惊倒，以至产生“怕”感，“没敢正视她”；第二次是她在小区门口卖手擀面时。她与城管、小贩发生冲突，正“掂着擀面杖”“怒目圆睁”，用脏话怼他们。“一抬头看到到了娜姐，拎一只小包，正站在对面商铺门前的台阶上朝这边观望。李春的脸腾一下红了，说不来为什么，她有点害怕这个女邻居的目光。”其实，这次根本算不得见面，充其量娜姐只是一次路人式的观望。可李春感觉到的依然是“害怕”；第三次是在小区门口，她看到有捡破烂的，“有点心动”，恰好看到娜姐，竟产生“要躲起来”的想法，“好像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李春的“害怕”，其实是一种强烈的自卑心理。这自卑，来自身份的，经济的，文化的，品味的，等多个方面。而她偏又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渴望过城里人那样体面、文雅、有品味、有尊严的生活，“搬家前李春不止一次想过，住楼房和住在城边的大杂院不一样，搬过去后言行举止应该文雅一些。”自卑与渴望集于一身，便成就了李春的“害怕”。这“害怕”，是她对现代城市（娜姐）近距离观察产生的。在这之前，她住城乡接合部的出租房里，对它充其量是远距离的观望和遐想。城市边沿是打工者群居地，那里是充满竞争的，也是无序的。它教给她的是“不怕“。我们还记得她在小区门口“提着擀面杖”与人对垒，自称“老娘”，把那些人称之为“臭男人”，完全是一位 “女汉子”做派。与乡村的宗族和熟人社会不同，城市是陌生人的社会，它更像一个狩猎场。其遵循的原则是竞争。李春本能地感觉到竞争的残酷，于是她用坚硬甚至是蛮横的方式参与城市生活。她要用不怕消除“害怕”，用蛮横克服“自卑”。但一转眼间，娜姐在远远的地方出现了，她立即回到“害怕”。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是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形成的隔阂，也是城市畸形发展、乡村日渐凋敝在她身上的投影。她的“怕”与“不怕”，其骨子里都是“卑”。我们看到，杨凤喜在塑造人物时，注重她们经验的开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小说即是人生经验（体验）的卷帙。杨凤喜是深得其旨的。

李春第四次见到娜姐，竟是娜姐主动上门来家。应当说，这是一次正式的会见，也是李春第一次真正地走近娜姐。这完全出乎李春意料之外。她之前对娜姐的“怕”，立即转换为戒备状态。作者用细腻的笔法将这次见面写得一波三折。当娜姐用委婉的得体的方式，表达要无偿送她一张旧沙发时，李春对娜姐的“怕”与戒备开始发生变化。作者把李春的心理过程揭示得非常微妙，既有出于真性情的高兴，又有乡村女人那种对“尺度”的把握和控制。

毕竟，李春身上尚保留着乡村人纯朴的一面。她恪守乡村人知恩图报、礼尚往来的习俗，给娜姐两次送去水果和别的东西，以示谢示近。但出乎她的预料，她两次送上门的物品都被婉拒。她遭受不近人情的冷遇。李春不知道，娜姐奉行的，恰恰是正宗的城市做派。在现代城市，人与人之间没有乡村生活的那种“黏性”，只有客客气气的冷漠。李春把这种冷漠视为高贵城里人对乡下人的睥睨。于是，她的心理开始出现倾斜，并最终发酵为对娜姐的怨恨。

随着情节的展开，在李春眼里，娜姐无偿的赠送变成一种蓄意的算计。微信上那些未加证实的信息，被李春不断加工；长期城乡对立形成的自卑心理再一次发酵，让她变得分外的敏感。在她心目中，一次并非邪恶的举动，完全颠了个儿。娜姐可能有的一点算计，被她无限放大，成为不可饶恕的恶行和阴谋。李春感觉自己受到了轻看和伤害，并由此生出巨大的怨恨和报复力量。她的“遭遇”，是她自家的块垒。她经受的“风雨”，是她的自我较劲。李春把扔掉沙发看得如此急切，把扔的动静搞得如此之大，其意图是明显的——她要讨回面子。这一具有报复性的举动，是她自卑心理的过度反应，也是自尊心的觉醒，还伴有戾气的生长。这是社会转型时期人的诸多二律背反中的一对悖论。

娜姐的形象，不以立体形象出镜，而是在李春的主观视角里存活。小说对她着墨虽不多，却把握得非常精准。她的行为举止是城市式的。她向李春无偿赠送（其中可能隐藏着她的算计），不要李春知恩图报，拒绝李春任何的示好和帮忙。她所显示出来的正是现代城市人的人际和处事方式：独立的，自我的，精明的，冷漠的，拉开距离的。娜姐与李春，即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李春无法理解娜姐，其实是无法理解和适应城市和现代。

《沙发》写的是一个现代性事件。所谓城市化，既包括由乡村到城市的移民，也包括乡村在现代资讯覆盖下新的生存。对生活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种现代性，是被动接受，也是自愿加盟，是潮流挟裹，也是个人欲求。他们亲近它、拥抱它，却又拒斥它、怨恨它。对乡村人来说，他们身上既有离开乡野的怅然，又有初入城市的迷失。人生即是一种悖论式生存。李春的城市生活刚刚开始。她还会有怎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