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篇《大象》也许根本不需要创作谈——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本身就是一篇创作谈：从一张晚清的老照片生发开去，它再现了一篇小说的创作形成过程，而这过程本身就构成了这篇小说。

值得一提的是，那张老照片确实存在。跟我那部长篇《李美真》里的斜眼女子照片一样，它同样来自北京潘家园。（《李美真》同样从一张旧照片开始，同样是某种后现代元小说，但作为长篇小说，它的处理对象和方式显然都更为庞杂。）我曾跟编辑商议将照片放在文本中，使其成为小说的一部分，但最终还是决定不放——既然这篇小说的核心能量就在于“想象”，既然它的价值（如果确有价值的话）就在于展示想象力那近乎神秘的强劲，既然，至少在小说中，“想象”已经击败，或者说统治了“现实”。

所以，既然如此，作为现实而存在的那张照片似乎就变得无足轻重，缺乏谈论的必要。

但在这里我想谈谈另一张照片，更确切地说，是另一篇由某张照片引发的小说：波拉尼奥的《迷宫》。这个奇特短篇的英文版先是发表在2012年1月23日那期的《纽约客》杂志上，后被收入他去世后整理出版的文集《罪恶的秘密》（中文版尚未出版）。让我来试着翻译一下它的开头：

他们坐成一排。他们看着照相机。从左到右，配图说明上他们的名字为：J.亨里克，J.-J.古西，Ph.索莱尔斯，J.克莉斯蒂娃，M.-Th.雷韦耶，P.居约塔，C.德瓦德，M.德瓦德。

没有图片版权。

他们围桌而坐。一张普通的桌子，木桌，也许，或者塑料桌，甚至也可能是张有金属腿的大理石桌，但就我的目的而言，在桌子上大费笔墨实在毫无必要。反正就是一张桌子，大得足以坐下上述这些人，地点在咖啡馆。或者像是在咖啡馆。暂且，就让我们假设那是间咖啡馆。

……

之所以说这篇小说奇特，是因为它缺少通常意义上，甚至包括先锋意义上的故事——它几乎完全由说明性的描述构成：对照片本身的描述（客观的），以及对其中人物行动场景的描述（想象的）。而且这张照片同样真实存在（小说发表在《纽约客》时它被附在旁边，但收入书中时则没有）。不仅如此，照片上的这些人都是法国《原样》杂志的作家和哲学家，其中又以作家索莱尔斯和哲学家克莉斯蒂娃这对文艺界明星伉俪最为知名。当然，一如既往，在波拉尼奥那放射出魔力、如电子乐般节奏跃动的语感之下，就算单纯的描述也足以令人目眩神迷，但即使如此，我们仍不免会迷惑：他到底想说什么？“就我的目的而言”——他的目的何在？就像小说标题，我们仿佛步入了一座迷人的“迷宫”。直到小说过半，突然出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人物并不在照片上，而是存在于照片上两位女士的凝视中——她们的目光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正对镜头，而是望向左侧画面之外的某个地方，某个人，或许。让我们就称她们在看的那个人为Z，波拉尼奥提议，“也许他是个某段时期曾试图在《原样》上发表作品的年轻作家；也许他是个来自南美洲——不，中美洲——的年轻记者，当时正想写篇关于这一团体的文章。他很可能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如果他既雄心勃勃，又是个在巴黎的中美洲人，那么他就很可能心情郁闷。”至此，我们终于抵达了这座眩晕“迷宫”的秘密中心：即拉美文学与欧洲文学之间那种隐含传承与反抗、爱恨交加的微妙关系。在上面那几句话之后，是一段对Z 在《原样》办公室的，犹如讽刺电影般的精彩场景，而这又解释了为什么那两位女士会在拍照时望向他：正是在这个场景中，他曾经遇见过她们。于是，这就像个莫比乌斯环——虚拟结果导向虚拟的原因。显而易见——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现实中，这张照片跟某个拉美年轻作家其实毫无关系，它只是一张“原样派”作家的聚会照，可能只是波拉尼奥在翻看某本文艺刊物时偶然发现的，但不知为何，他被其莫名地触动，以致于为了与让这张照片与自己产生关联，他只能动用作为小说家的唯一武器：想象力。

无庸讳言，当我同样被那张来自潘家园、以一尊石头大象为背景的清朝老照片莫名触动，当我同样因此决定为那张照片写一个短篇小说时，我首先就想到了波拉尼奥的这篇《迷宫》。我之所以不加隐瞒地指明这点，除了天性诚实，也是因为毫无隐瞒的必要：如果说这两者有什么真正的共同之处，那也是所有好小说——至少在我看来——的共同之处，即通过想象力，解开自我与世界间的谜团。这并没有听上去那么“自我”。因为实际上无论如何，我们每个人都只可能是一个狭窄而局限的“自我”，都不得不“自我”地面对这个世界，评析这个世界，参与这个世界。而这正是小说的伟大和奇妙所在：通过想象力，通过表面上极端私密而个人化的写作，却能——如果幸运的话——产生某种核裂变般的飞跃与爆破，将“自我”转化为“非我”，转化为“大我”，转化为对这个世界本质性神秘的惊鸿一瞥。不过，“通过想象力”这一说法其实并不贴切，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想象力通过我”，因为与其说是“我拥有想象力，运用想象力”，不如说是“想象力拥有我，并运用我”。《大象》的写作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它耗时漫长，充满等待，最终出人意料——首先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想到它会抵达如此惊人的一个秘密。

但请不要误解，我并不为此感到多么骄傲。更合适的词是欣慰。说到底，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它看上去似乎源自于我，但其实来自高于我的那个什么。我只不过是个工具。那是小说家最幸福和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意识到自己是想象力的工具，是艺术的工具，是某种神秘力量的工具。所以，对于小说家而言，谦卑几乎是一种本能，因为她（他）知道，对于一篇小说，如果只靠自己，情况会多么可怕。因为，正如薇伊所说：“最好的东西都是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