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任性”选散文
1935年3月15日《良友画报》介绍《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广告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年轻编辑赵家璧主编一套了十巨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包 含 理 论、论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以及史料索引。这套大部头着述,聘请了当时亲身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诸路领军人物胡适、郑振铎、鲁迅、茅盾、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分别编选完成。它凸显了新文化运动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绩,一经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面世,便引起大的反响。
这批编选人,不仅是作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参与、引领时代风气之先者,当然个性突出。这份个性,在郁达夫编选的《散文二集》中,最为凸显。
“大系”中,散文共占两集,由周作人、郁达夫两位编选。虽然是两人编选,彼此的内容,却不宜重叠。据郁达夫记述,当时他们一在北平,一在杭州,是通信来联系设计的。最初本想以文学团体分别:周作人在北平,与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熟悉,就选这批作者文章;郁达夫是创造社成员,主要就选编这批作者作品。后来想,自己选择自己或熟悉的作者作品,一是怕“割爱为难”,再怕“难免不怀偏见”,于是又想依照当时的文学流派为标准,可后来觉着人的思想文章、感触等,总在发生变化,有些流派名称,内涵也有些难以捉摸。最后才决定“以人为标准”。
据当时存留下的信件可知,他们对所选作者,有一个分别。郁达夫认为,周作人编选的作品,应包含:郁达夫、徐志摩、庆言(即刘大白)、郭沫若、刘半农。他认为这个名单还应加上徐祖正、江绍原。其余请周作人考虑的作者,郁达夫列有“春苔”(即孙伏园之弟孙福熙)、庐隐、沈从文、绿绮(应为绿漪,即苏雪林)、凌叔华、高一涵、浅草社同人。从成书看,这后面的名单,除去孙福熙有作品选入,其他作者,均无选入,应该是他们当时年资尚浅,作品有限或不够成熟之故。
郁达夫自己编选的作家,据他当时的考虑,主要是这么六位: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叶绍钧、林语堂;此外可以添加的,有:川岛、茅盾、蒋光慈、丰子恺、钟敬文、田汉、谢冰莹、许钦文、冯沅君、丁玲及湖畔诗人(即汪静之、冯雪峰、应修人等)。这是个初步名单,从后来完成的编选看,还有进一步添加或删削。前面六位,显然必须入选,后面的,除丰子恺、钟敬文、川岛外,大都落选。茅盾居书末,入选两篇,又添加了许地山、郑振铎、王统照数人,作品数量皆有限。
就是郁达夫编选的这部《散文二集》,尽管编辑宽容,原样出版,可在读者,甚至其他作者看去,却大有可议之处。这可议之处最突出扎眼的,是对鲁迅、周作人二人的选择篇幅。
入选《散文二集》的作者共计16位,全数文章130篇(其中如冰心《寄小读者》三、四、一三……等节不分别)。其中鲁迅入选24篇,周作人入选57篇,其他14位作者有选一或二篇,有选略多,也不过三到七篇,共计49篇,不及周作人一人。周氏兄弟两人文章81篇,占据的幅面,超过全书一半还多。
入选16人,而其中两人篇目、篇幅,大大超逾其他作者,这不免引人非议。这一点,郁达夫倒不大在乎。他在书的“导言”部分,对此作了解说:“在这一集里所选的,都是我所佩服的人,而他们的文字,当然又都是我所喜欢的文字——不喜欢的就不选——”他选了这么多“二周”的篇章,当然得首先解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详细见《两地书》中批评景宋女士《驳覆校中当局》一文的语中——次要之点,或者也一样的重要,但不能使敌人致命之点,他是一概轻轻放过,由它去而不问的。”“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散文而说,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
这似乎还不足以说明为何“二周”入选这许多篇幅,郁达夫又补充道:“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其次是两人的思想了:他们因为所处的时代和所学的初基,都是一样,故而在思想的大体上根本上,原也有许多类似之点;不过后来的趋向,终因性格环境的不同,分作了两歧。”
郁达夫对其他入选作家如冰心、林语堂、丰子恺等也有精妙评说。可是,入选的“二周”作品超逾其他作家总数多多的事实,还是过于“抢眼”了。此时正在编辑副刊,也常在大学授课的沈从文,就在肯定这个“大系”的同时,对郁达夫的选本表达了看法:“郁达夫选散文全书四百三十余页,周氏兄弟合占二百三十一页,分量不大相称。”“一种书的编选不可免有‘个人趣味’,不过倘若这种书是有清算整理意思的选本,编选者的自由就必须有个限制。个人趣味的极端,实损失了这书的真正价值。”郁达夫对沈从文,有助益之功;对周氏兄弟,沈从文也十分感佩。他这里的话,显然是根据事实,站在读者立场而发。
郁达夫的选及沈从文的评,今天看来,各具立场。文学事,常常不易简单判断。从照应大众方面,完全同意沈从文的论说;不过郁达夫的强烈个性编选,在后人眼里,更可以窥见那个开拓时代天马行空的不羁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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