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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孙犁“热”起来,是他最大的心愿 ——追忆刘宗武先生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刘运峰  2023年04月04日07:00

        上世纪80年代,刘宗武和孙犁(左)合影

        2022年12月31日晚上,微信群中转来了一条发自刘宗武子女的消息,说他们的父亲因患脑梗抢救无效,于上午九时十分去世,享年87岁。我大吃一惊,因为就在20日那天,刘宗武先生还在朋友圈中转发有关防范新冠的注意事项;再早些时候,他还在微信中和我讨论孙犁着作小开本的种类,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了刘宗武先生的家,入户单元门上贴着讣告,我连按了三次401的门铃,均没有回应,人去楼空,刘宗武先生真的不在了。

        最初结识刘宗武先生,是在1998年6月27日的孙犁创作学术研讨会上,山东画报出版社将刚刚出厂的《书衣文录》送给与会代表,给人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因为,孙犁先生这一特殊风格的文字,过去一直是以散篇的形式,分别发表在多家报刊,搜集起来非常不容易,此次结集,可以使人们看到这些文字的全貌。不仅如此,该书还收录了孙犁的《我的读书生活》《装书小记——关于〈子夜〉的回忆》,以及带有书衣文录性质的《甲戌理书记》《耕堂题跋》等。

        这本书的编者正是刘宗武先生。那时,他是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的秘书长。

        我请他在书上签名,他有些犹豫,说这是孙老的书,自己不好意思签名。我说您是编者,也可以签。他略加思索,在衬页上写了:“运峰先生:请多读孙老作品,多写文章。”

        这是他的真心话,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读孙犁的作品,多写研究孙犁的文章。此前,我虽然读过孙犁的不少作品,但更加系统、全面地阅读孙犁并做一些研究,还是从与刘宗武先生接触后开始的。

        刘宗武先生1935年出生于山东牟平,1958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长期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文革”结束后到天津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后调到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尽管在天津生活了几十年,但他的胶东口音却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山东人特有的热情和豪爽。

        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他和孙犁有了接触,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孙犁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说,因为从小没有享有过父爱,他在心目中是把孙犁当作父亲的。因此,他愿意到孙犁那里去请教,孙犁对他也很信任,经常请他帮忙处理一些事情。

        几十年来,他都是默默无闻地做着和孙犁有关的事情。

        他曾与滕云、张学正等合作,编辑完成了《孙犁作品评论集》和《孙犁作品评论续编》两部大书,对孙犁研究成果做了最大限度的搜集。1994年,他又独自编辑了《孙犁研究论文集》,是对前两部评论集的接续。但是,由于这种书没有太大的销量,需要经费支持才能出版,为此,刘先生跑了好几个部门,费尽唇舌,终于拿到了两万元的赞助,才在2002年把书印了出来。现在,这三部书依然是孙犁研究者的案头必备。

        孙犁先生长于写信,很多信都写得很有感情,孙犁晚年,也很希望出版自己的书信集。但是,孙犁写信从来不留底稿,加之社会动荡,历经各种政治运动,这些书信或者遗失,或者散落多处,刘先生查阅了大量资料,访问了孙犁的许多友人及家属,终于收集到孙犁书信600余封,将其中的596封编为《芸斋书简》(上下),1998年6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却了孙犁的一个心愿。孙犁去世后,他又编辑完成了《芸斋书简续编》,2004年4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信集,给孙犁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受到学界的关注和称赞。

        孙犁晚年的作品,先后结集为十个集子。其中,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八种,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各出版了一种。由于出版时间跨度太长,印数有多有少,搜集齐全极为不易,为此,刘先生将这十种文集进行了统一编校,编为“耕堂劫后十种”,于1999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一次性推出,满足了孙犁爱好者的需要。这套书不仅编校精细,而且插入了200余幅与孙犁相关的图片,有的照片如保定育德中学、孙犁故乡的老宅等还是刘先生亲自去现场拍摄的。

        这部“耕堂劫后十种”,为山东画报出版社赢得了荣誉。

        刘先生虽然顶着“秘书长”的头衔,但这个头衔是一个虚职,一没有权,二没有钱。每次活动,他都要反复合计、精打细算,甚至想办法化缘,用他的话说是“求爷爷告奶奶”。有一次召开孙犁研讨会,因为来宾超出了计划人数,当地政府又无力负担食宿,他只得和几位经济条件好的孙犁爱好者商议大家分摊部分费用。即使遇到这样的困难,他也按照原来的议程,组织大家游览了白洋淀,访问了孙犁故乡,让大家满意而归。

        “秘书长”不仅是一个虚职,而且还是“光杆司令”,他身边没有助手,许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联系开会地点、发会议通知、邀请领导和嘉宾、征集论文、印制会议材料、安排食宿、组织参观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往往全压在他一个人的头上,这就难免出现纰漏,引起一些误会和不愉快,对此,他只能是多做解释,真诚道歉。有时看在眼里,很替他感到难过。心想,这又是何必呢?待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或是写自己的东西不是更好吗?

        他之所以默默承受下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孙犁研究“热”起来。他常常感叹,说学术界对孙犁的研究不够,评价不够,关注不够。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以推动孙犁研究为己任,热心组织和孙犁有关的活动,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孙犁,继承孙犁。

        本来,他是可以在孙犁研究会秘书长的岗位上再多做一些事情的,但是,在一次改选时,他以年龄太大为由推掉了。后来,孙犁研究会慢慢陷入停滞状态,因为长年不组织活动,没有通过民政部门的审核,被吊销了社团活动许可证,这是很令人遗憾和痛惜的。

        尽管机构不存在了,刘宗武先生仍旧为孙犁研究忙碌、奔走。

        2002年7月11日,孙犁先生去世,刘先生极为悲痛,他首先想到的是再为孙犁做些什么。在孙犁遗体告别仪式上,刘先生见到了和孙犁曾有密切往来的冉淮舟,当他得知冉淮舟完整保存着孙犁的127封信时,便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书信进行整理,加以注释,编辑完成了《幸存的信件——给冉淮舟的信》,于2003年6月由长征出版社出版,以纪念孙犁逝世一周年。

        在孙犁先生哲嗣孙晓达的支持下,他和段华等人一道,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完成了《孙犁全集》11卷本,于2004年6月出版。

        他广泛收集回忆和纪念孙犁的文章,和段华、自牧一起,编辑完成了40余万字的《回忆孙犁先生》,在孙犁去世四周年前夕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13年5月,在孙犁100周年诞辰之际,他和白贵、王彦博一起,编辑了《孙犁百年诞辰纪念集》,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部纪念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为孙犁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此外,他还编辑了《白洋淀纪事》《孙犁选集》《书衣文录(增订版)》《乡里旧闻》《孙犁散文》《荷花淀——孙犁中短篇小说选》《文学和生活的路——孙犁散文随笔书信选》。这些年,经他手编辑的孙犁及其研究着作,少说也有几十种吧。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更多的人阅读孙犁,研究孙犁,因此,只要有人喜欢阅读孙犁,研究孙犁,他就高兴,而且毫不保留地给予热情的支持。

        有一次我向他请教,孙犁先生在抗战时期,除了写过一本《少年鲁迅读本》,还写过一本《鲁迅、鲁迅的故事》,前者收入了《孙犁文集》,但后者却只收了《后记》,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最初是准备收进《孙犁文集》的,但孙犁对这本书的文字不满意,想做大的改动,改了一部分就改不下去了,最后只得放弃。说完,他找出一个纸包,里面正是《鲁迅、鲁迅的故事》的复印件。我说能不能借走复印一份,他很爽快地说,可以,复印后记着还回来。但没想到,这个复印件的墨色太浅,再复印出来基本看不到文字,我只好决定手抄一份。由于工作忙,我只能时断时续地抄录,一个两万多字的小册子竟抄了好几个月,但在此期间,刘先生一直也没有催过我归还,尽管他只有这一个复印本。

        2004年1月的一天。我去刘先生家串门,顺便提到了《老荒集》,他说,这本书当时只印了2000册,最难买到,说完起身走进书房,将这本书找了出来。翻开扉页,上面竟有孙犁先生的签名,“宗武同志留念 孙犁 一九八六年八月”。他说这是出差山东的时候,在一家书店买到的,当时只有两本,他全买下来,送给了汪家明一本,另一本请孙犁先生签了名。后来的“耕堂劫后十种”就是根据汪家明这一本重新排印的。我提出可否借回去看看,他依旧爽快地说:“可以,你拿走!”回到单位,我把这本《老荒集》复印了一本,又请人扫描了封面,用彩色打印机打印出来,请一家印刷厂装订成册,算是集齐了孙犁十本书的初版本。

        他知道我喜欢孙犁的着作以及和孙犁有关的书,只要有复本,他都会送给我。《幸存的信件》是孙犁给冉淮舟的信,与此相配套的,是《津门书简》,收录的是冉淮舟给孙犁的信,这本书印量很少,很不容易买到。有一次提到这本书,刘先生说,冉淮舟送了我两本,送给你一本吧。阎庆生教授出版了《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苑英科教授出版了《崛然独立:孙犁纷争》,由于有他作序,作者特意多给他几本样书,他也为我各留了一本,希望对我研究孙犁有所帮助。

        只要与孙犁有关的事情,他都乐意去做。外地的孙犁爱好者有时来天津拜访孙犁,有时来寻访孙犁足迹,他都热情接待、介绍,到饭口还要自掏腰包请人吃饭。有的研究生将孙犁作为研究题目,他都热心答疑解惑。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曾向他请教孙犁着作的版本问题,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珍藏的版本拿出来,细心讲解版本之间的差异。学生回来后对我说:“刘先生对孙犁的感情太深了,一提到孙犁,他的眼睛就放光!”有的青年学者完成了孙犁研究的专着,尽管一些观点有失偏颇,他也为之作序,写评论文章。张占杰的《中国新文学传统建构中的孙犁》,叶君的《参与、守持与怀乡》,就都是由刘先生作序的。过来人都知道,无论是作序,还是写评论文章,是很费力气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位老人,就更是一种负担。但他丝毫没有怨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孙犁研究“热”起来。这不单是出于对孙犁的感情,也是呼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回归。

        随着年事已高,刘先生很少外出活动,但他仍在编选孙犁的着作,撰写研究孙犁的文章。他研究孙犁的成果,曾结集为《孙犁的生活与创作》,部头虽然不大,但有很高的学术含量。2021年夏天,他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参加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年会,会上,他宣读了自己的新作《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满怀感情地谈康濯和孙犁之间的友谊,谈《白洋淀纪事》的文学意义和艺术价值。2022年,他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了“孙犁散文新编”五种,出版社正在进行校对,准备于2023年孙犁诞辰110周年前夕推出,遗憾的是,编者刘宗武先生却见不到了。

        2022年4月21日,刘先生给我发来微信,说有个题目想和我商量。23日下午,我如约来到他的家中。很长时间不见,我发现他的状态大不如以前,由于自己一个人生活,家里显得很乱,客厅的地上堆满了书报、快递的包装盒,还有一些说不上来的杂物,几乎没有站脚的地方,我建议他请人收拾一下,免得绊倒,他说没事,已经习惯了。他热情地给我倒茶、拿零食,说孙犁的书编得差不多了,下一步准备编辑一部大型的孙犁研究资料汇编,同时编一部孙犁研究论着索引。他问我的意见,我说这两件事都非常有意义,但是如果没有项目经费支持,人手、出版恐怕都不容易落实。他说,不妨先着手,以后再慢慢想办法。

        随后,人们都处在疫情防控之中,生活工作基本停留在两点一线,平时只能通过微信互通消息。现在回想起来,23日那天下午竟成了和刘先生的最后一面。

        2022年12月下旬,刘先生感染了新冠。他自信身体很好,能够闯过去,没有去医院就医。30日,他不小心摔倒在地,引起脑梗,由于身边没有人,未能及时去医院。待到孩子们赶过来,刘先生已经不省人事了,送到医院也没有能够抢救过来,刘先生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今年5月11日,是孙犁先生110年诞辰,人们在想着如何纪念孙犁先生,但热心于孙犁研究的刘宗武先生却离开了,思之不禁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