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同文三馆”（本文沿用了“同文三馆”这个说法。不过，上海同文馆1867年更名为“上海广方言馆”并沿用至其结束。为了防止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混乱或不必要的误解，笔者在文中一般都会使用“上海同文馆”，而不是“上海广方言馆”，以保持一致性。而且，笔者认为如果频繁使用上海广方言馆则会使“同文三馆”一词失去依据），指的是晚清时期清政府官办的三所翻译学校。19世纪60年代初期，清政府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和广东同文馆。美国学者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称：“研究同文馆而不及上海、广州两同文馆，则研究为不完全。”（毕乃德：《同文馆考》，傅任敢译，载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由此，后世专家学者在研究中经常将这三所同文馆连在一起称为“同文三馆”。

同文三馆有很多问题值得人们思考。例如，清政府为什么创办这些学校？办学目的和目标是什么？同文三馆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回答上述问题，不但能够解开历史的困惑，而且能够引发读者更多的思考。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关于同文三馆的研究一直受到人们关注。自1980年至2021年，中国知网（CNKI）涉及同文三馆的研究文献超过700篇。其中，国际会议论文6篇，国内会议论文32篇，博士论文6篇，硕士论文32篇，期刊论文686篇。除此以外，有许多专着也讨论了同文三馆。苏精于1985年在台湾印刷发行的《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就是较早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从以史为鉴这个角度来说，庞大的研究群体和众多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了该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社会意义。

一、同文三馆的创办背景及原因

同文三馆的创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是由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内局势等因素共同决定的。从必然性来看，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浪潮席卷世界，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从偶然性来看，没有英国、法国强迫清政府使用外语签署外交文书，清政府也不会花费巨资创办同文三馆。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世界。清王朝治理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中国社会的主要形态。这与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推行的全球殖民主义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为了霸占海外市场，扩大原材料基地，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进行了疯狂的海外扩张和殖民活动。正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侵略者采用鸦片贸易等非法手段冲击中国市场，最终引发鸦片战争，才强行把中国拖入了“全球化”的轨道，导致了中国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出现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社会变革。

两次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步步紧逼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妥协退让，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书详细较对无讹，亦照此例。”（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下，清政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些救亡图存的措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同文三馆不仅成为清政府学习西方的风向标，而且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大幕，成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开端。

二、同文三馆的历史沿革

（一）同文三馆的办学时间与名称由来

同文三馆全都是官办学校，存在时间长达四十多年，为清政府培养了最早的一批外交和外语人才。同文三馆最初申办人各个位高权重。京师同文馆（1862-1902年）的创办人是恭亲王奕䜣，上海同文馆（1863-1905年）的创办人是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广东同文馆（1864-1905年）的创办人是两广总督毛鸿宾。尤为特别的是，学校的最终审批人同治皇帝居然特批3成海关税收充当办学经费，充分说明了清政府对同文三馆的重视程度。

关于同文馆的名称曾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似乎这个名称来源于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事实上，同文馆并不是在清朝才出现，而是古已有之。北宋时期，朝廷就开设了同文馆作为接待青唐（吐蕃）和高丽两国使臣的馆舍。1862年，奕䜣再次使用了“同文馆”这个名称。

许銮在光绪年间曾对同文馆名称作出过解释：“中外文字不同，通商往来，文移必资通晓。因设此馆，选少年送入，并习外洋文字。名曰：同文。”（《咏同文馆新乐府》）从同文馆的设立目的和发展过程来看，这个解释应该比较接近清政府当初设立同文馆的想法。

（二）同文馆的办学目标

有两个英文译名分别体现出同文馆前期和后期的办学目标。

第一个英文译名是清朝历史档案中记载的名称。孙修福认为同文馆英文译名是Interpreters College（T’ung-wen Kuan）（孙修福：《近代中国华洋机构译名大全》，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即“译员学校”。1886年6月2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匡指出：“臣衙门同文馆，系为边务储才之地。”（《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日（1886.6.21）总理各国事务奕匡等片》）这说明培养外语翻译人才是京师同文馆前期的真实目的。这也符合同文馆创办人奕䜣的本意。

同文馆的另一个英文译名也很有意思。曾经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后长期担任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W.A.P. Martin）在其《同文馆记》一文中指出：“那时中国还没有什么‘馆’，没有什么大学；只有一个译员学校，……他的名字叫作‘同文馆’，现在的大学还是用的这个名字，意思是‘学习共同学问的学校’（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从京师同文馆发展情况来看，这个解释比较符合同文馆的后期发展目标。该校创办之初只学语言文字，后来增加了数学、天文、格致等学科，已经从译员学校变成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综合学校。

（三）同文三馆的校址选择

创办初期，同文三馆都是临时选址，办学条件比较简陋。学校的教室和宿舍等基础设施基本上都采用了民房租用或旧房改造等方式。

京师同文馆的校址既简陋又近便。所谓简陋，是指京师同文馆的设施非常寒酸。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身就是新成立的部门。衙署使用的房屋是由原铁钱局改建的。京师同文馆的馆舍则是由该处炉房修葺而成，教学条件之简陋可想而知。所谓近便，是指学校就在皇宫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附近，可以满足外交临时急需。

京师同文馆的校址带有很强的悲剧色彩，往往令人联想到它的命运。丁韪良在《同文馆记》一文中作过介绍：“同文馆的馆址曾经有过一段艳异的历史。馆址本来是蒙籍首相赛尚阿的财产。赛尚阿在太平天国之役，因失事被拘，这地方也就被没归公。”既然此地曾经是首相官邸，想必它一定有过风光无限的时刻。然而，世事难料，天有不测风云。赛尚阿虽然曾经贵为首相，一世英雄，但是兵败受到处分，转瞬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令人不胜唏嘘。“据说崇绮是生在这座屋内，那不幸的皇后也是在这里生的。”丁韪良所说的崇绮是赛尚阿的儿子，是个有名的孝子。他替父顶罪，后来成为满族第一位状元。不幸的皇后指的是阿鲁特氏（Lady Alena），是赛尚阿的女儿，后来成为孝哲皇后，但皇帝去世后绝食殉葬。正因为如此，丁韪良认为这个地方不像学校，反倒更像兵营。“整个看来，恰像一座兵房，或是一所营幕。”虽然这些描述颇有些风云变幻、阴森恐怖的意味，但京师同文馆的命运其实也和此地的主人公命运有些相像。

其他两所同文馆的校址选择同样草率。上海同文馆1863年建校时只是在上海县敬业书院西侧搭建的小房子，1870年与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所合并后，其办学条件才有所改善。广东同文馆则更加简陋，直接租了两间民房了事。广东省政府“于省城大北门内朝天街，租赁房屋二所，稍加修葺，作为学馆，可省择地建筑之烦，并免再稽时日”（毛鸿宾：《同治三年六月初十日（1864.7.13）两广总督毛鸿宾折（附章程）》，载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四）开设科目与教学情况

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学校，同文三馆的教学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专业设置以外语专业为先。第二，教学内容逐渐从单纯外语教学转向多学科教学。第三，课堂教学采用传统教学方式。第四，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京师同文馆在创办之初只有英文、法文、俄文和汉文课程，没有算学等科技知识的教学。教学目标也只是要求学生经过培训之后能够听懂洋语、看懂洋文、参加外交谈判、做到翻译内容无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奕䜣要求丁韪良进行教学改革。“一八六五年，译员学校内决定加设科学一馆，招收中文具有根底的学生，把学校升为大学程度。”（《同文馆记》）1876年，丁韪良制定了京师同文馆八年制课程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分年制课程表。学生入学先学习洋文，第二年便开始翻译条子、练习译书，直至第八年结束。在此基础上，学生还要学习天文、地理、算学等西学课程。对于那些年龄较大，不想学外语，只想借助汉语译文学习西学的学生，他又制定了五年制课程表。吕达认为，“京师同文馆的八年制课程和五年制课程,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分年课程设置的开始”（吕达：《京师同文馆与我国近代课程的萌芽》，载《教育评论》1988年第6期）。

上海同文馆创立之初也是以语言教学为主。1870年，上海同文馆与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合署办公。学生分为上班与下班，教学开始偏向以“外语＋学科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为目标，课程中大量增加了地质冶金、选材加工、机械制造、航海驾驶等现代科技内容。广东同文馆是模仿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同文馆建立的，其课程安排与上述两所同文馆近似。

在教学过程中，学校采取举荐的方式选拔学生，严格考勤和考试。学生每年有月考、季考和年考，顺利过关才可以参加三年后的大考。清政府重奖优秀学生，淘汰落后少年，对顺利毕业的学生给予适当官职和相应出路，较好地保证了学习质量。

在教学之余，同文三馆师生还翻译了各类书籍。根据《同文馆题名录》统计，京师同文馆共翻译书籍27部，丁韪良则认为只有22部。这些书籍不但为清政府提供了许多急需了解的外交、法律、军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对促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师资情况

在历史上，京师同文馆曾经聘用过多位中外教师。第一位英文教习是包尔腾（Rev.J S. Burdon），第一位法文教习是司默灵（Rev.Smorrenberg）。第一位俄文教习是柏林（Mr.A. Popoff）。第一位汉文教习是徐澍琳。第一位算学教习是李善兰。在其40年的存续过程中，一共有54位外国人受聘担任外语和科学教习，有32位中国人受聘担任汉文和算学教习。涉及的学科包括语言、算学、格致、化学、天文和医学等领域。外国教习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传教士，学历较高，“其中至少有8人获得博士学位：傅兰雅、丁韪良、毕利干、施德明、卫廉士、德贞、费礼饬、卜世礼”（丁英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开端探究——赫德与同文馆》，载《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3年第9期）。

上海同文馆自开馆以后一直重视英文教学。英文教习一职先后共有10位，除了刚开始由英国人傅兰雅（Dr. John Fryer）、美国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任职以外，后来一直由懂英文的中国人担当此任。历任的10位法文教习中，也有一半都是懂法文的中国人。两位德文教习之一是中国人。6位算学教习中有5人是中国人。历任汉文教习共22人，均由中国人担任。其中，袁希涛后来还出任了中华民国教育次长。

广东同文馆聘用教师较少，历任英文教习共9人，日文、俄文、法文教习各1人，历任汉文教习共21人。

（六）师生待遇

在学生待遇上，同文三馆的学生补贴都是一样的，即每人每月给银三两，一年三十六两。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因为原《俄罗斯文馆章程》规定“学生每月领取津贴白银三两”（毕乃德：《记俄罗斯文馆》，彭宪译自K.Biggerstaff：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英文原版）第96-97页，载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所以，这是仿照旧章办事。学生如果考试成绩优秀还有相应奖励，毕业后也有较好前途。

在教师待遇上，中外教习的差距是巨大的。为了聘请洋教习，清政府不惜血本，但在对待中方教师时，清政府却非常小气。京师同文馆第一位英文教习包尔腾的工资是试用期一年三百两白银，转正后一年一千两白银。第一位法文教习和第一位俄文教习没有经过试用期直接拿到了一千两白银年薪。而他们的同事汉文教习徐澍琳、张旭开和杨亦铭却只能按照中国办法每月领取工资八两白银，一年合计九十六两白银。由此可见，中外教习的工资从办学一开始就差距巨大，极不平等。在奕䜣看来，外方教师工资是例外，中方教师工资是遵循旧例。虽然奕䜣也知道这样做厚此薄彼，非常不妥，但他只能许诺说“至汉教习薪水，较之外国教习薪水厚薄悬殊，如教有成效，拟由臣等酌量奖励”（《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8.20）总理各国事务奕讠斤等折（附章程）》）。

通过比较同文三馆创办时期的师生预算费用统计表，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特点：第一，西教习工资南北差距较大。西教习工资上海最高，广州次之，北京最低。第二，通商口岸城市中方教师工资比内地教师工资高。汉教习工资广州最高，上海次之，北京最低。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中外教师的收入除了工资以外，还有伙食费、纸笔费等补贴。西教习工资的支付方式不仅有银两，而且还会用银元。

三、同文三馆的作用、影响及重要相关人物

同文三馆为中国近代教育转型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人才培养、出国留学、传播西学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历史人物在学校的创立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同文三馆的作用

同文三馆是新教育的开端，推动了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主要体现为“三个不同”：第一，教育目的不同。传统的中国教育通过科举选拔官员，而同文三馆则是培养国家外交等行业的急需人才，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第二，教学内容不同。传统的中国教育偏向儒家经典着作，自然科学教育内容很少。同文三馆则不但聘外国人担任教师，传授西方语言文字，而且还学习西方现代自然科学，为西学传播做出了贡献。第三，办学政策不同。传统的中国教育主张“学而优则仕”，注重秀才、举人、进士功名。同文三馆则打破了这种传统，强调外语、西学地位，给予优秀学生奖励和补助，毕业可获得与科举功名正途一样的待遇。

（二）同文三馆的影响

同文三馆培养了大批外交人才，参与了最初的国际交流，促进了西学传播。同文三馆最初的教育目的是为了满足外交工作需要，教育目标是培养清政府自己的翻译人才，避免在国际交往中任人宰割，重蹈覆辙。奕䜣提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从40年的办学结果来看，同文三馆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晚清和民国初期培养了大量了解西方文化的人才，尤其是外交人才。因此，清政府“培养外交和外语人才的基本目标应该说大致实现了”（田正平、肖朗：《论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阶段的成就、特点与问题》，载《教育研究》1998年第10期）。

同文三馆参与了中国近代国际交流。1866年，清政府派斌椿跟随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去英国非正式考察，随行人员就包括京师同文馆学生凤仪、德明（张德彝）、彦慧。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前往西方的考察团。清政府随后几次派遣官员出访欧洲也安排了京师同文馆学生随行。张德彝等人回国后撰写了《航海述奇》等所见所闻，提供了真实的参考资料。这些海外经历为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打开了窗口。

在西学传播方面，同文三馆功不可没。广大师生既是西学的接受者，也是西学的传播者。学校不但培养了一批懂外语、会西学的人才，而且还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加快了科学的普及，极大地影响了晚清的社会观念变迁。吴宣易指出：“同文馆对于西洋学术的介绍，也很有贡献。”（《京师同文馆略史》）当然，这种做法也存在一定问题。熊月之认为，“在介绍西学过程中，为用而学、急用先学、无用不译的功利主义倾向相当明显”（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价值取向》，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三）同文三馆创立和发展中的历史人物

同文三馆的创办与发展，同清政府的支持和广大师生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第一，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大力支持办学，不仅批准了办学章程等文件，而且特许把部分海关关税拨付给学校充当经费。这种支持力度前所未有。第二，奕䜣、李鸿章等官员尽心尽力，积极参加学校建设、师资招聘、招生考试、毕业分配等工作，保证了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第三，外籍人士积极参与同文三馆建设。赫德等人积极为学校介绍外籍教师、提供资金支持、提出办学建议等。丁韪良等人认真做好学校管理和教学改革，推动了学校发展。第四，师生齐心，合作共赢。李善兰等教师学识渊博、诲人不倦；汪凤藻等学生勤奋努力、成绩斐然。

四、评价与启示

近代中国变革的根本原因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农业文明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突。中国文化的内敛与西方文化的扩张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同文三馆是晚清时期中国被迫走向全球化的缩影，是清王朝从“同光中兴”到美梦破灭的象征。研究同文三馆，我们会得到很多启示。

第一，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国家振兴。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民族始终缺乏信任，动辄打压，造成国家资源的重大内耗。京师同文馆最初20多年招收的学生都是旗人，学生质量差强人意。广东同文馆最初招生是旗人占80%，其他占20%，但很快改为只招旗人。上海同文馆广纳贤才，不限民族，办学成绩最好。周振鹤认为：“上海广方言馆开办三十来年，为大清帝国培养了五百名以上的外语人才。与北京、广州两地相比，上海毕业生质量最高，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驻外使节，位居显要。”（周振鹤：《书同文与广方言》，载《读书》1992年第10期）

第二，紧跟时代发展，做好教育规划。清政府创办同文三馆的初衷只是为了临时应付外交困局，并没有长期办学的打算。京师同文馆还曾因为算学馆招生引发清政府上层洋务派与保守派间的大争论，说明在中国推行现代化需要克服重重阻力。而且，同文三馆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纯粹是因为初期外语师资缺乏、外语学习短期难见成效等原因，所以清政府才把临时外语培训班变成了长期专门学校。由此可以看出，加强顶层设计、具备全球视野、努力求真务实才是做好教育规划的基础。

第三，把握学习尺度，培养爱国人才。毫无疑问，同文三馆的许多优秀学生爱国敬业，恪尽职守，值得肯定。然而，毋庸讳言，很多人学外语是另有所图。有些人动机不纯，借机敛财；有些人浅尝辄止，不思进取；有些人思想堕落，崇洋媚外。这和建设强大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大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国家必须以史为鉴，制定相应措施，以免花费巨资却培养出一些数典忘祖之辈的痛憾。

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最初尝试，同文三馆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也没有完全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其历史地位是无法否定的。同文三馆培养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并走向世界的人才，传播了西方工业文明成果，对推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因此，吴宣易认为：“同文馆可以说是中国新教育的始祖。”丁韪良断言：“同文馆将来的影响一定是很大很永久的。”